从生育决策的角度来看，年轻人面临的问题远不只是住房。制定政策，要考虑育龄人群的真正需求。

    在一档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提出，社会福利应该向年轻人倾斜，“青年女性生孩子就是一种劳动贡献，国家就应该补贴，要么你就给房子，不用大，生个孩子给一居室。”

    翟东升教授的建议引发网络舆论的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作为重大的人生决策，个体视角下的生育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破解生育率低的难题仅靠以房催生恐难奏效。

    近年来，我国净增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从2017年起，新生人口持续走低，且出生率下降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至2022年全国新生人口已跌破1000万，不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新生人口的一半。

    净增人口持续减少，无论是对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微观的个体家庭生活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不利影响。例如，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劳动力资源缺乏、人口红利消失、“421”家庭等问题。

    过去的10余年间，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数次调整优化：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

    社会福利向育龄人群适度倾斜，有利于我国应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利于人口年龄结构优化和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在此背景下，翟东升教授建议社会福利向育龄人群适度倾斜的观点值得肯定。

    不过，从生育决策的角度来看，年轻人面临的问题远不只是住房。制定政策，要考虑育龄人群的真正需求。生育养育成本、职业发展、生育年龄、女性权益保障等多种因素影响着育龄人群的生育决策，让不少年轻人不敢生、不愿生。

    关于制约生育率的原因，有人口学专家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心理上，不愿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

    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广泛听取和切实考虑育龄人群的意见和建议，从他们的实际需求出发。例如，和以前相比，人们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质量和个性发展。这使得年轻夫妇在考虑生育问题时更加慎重，选择减少或者不生育子女，以确保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或干脆不用考虑这个“恼人”的问题。

    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除了制定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将好的政策落到实处。

    事实上，“三孩”政策实施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涉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不过，政策落实层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毕竟配套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策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