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不仅是建设一个稳定的环境,也会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重大发展。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浙江一直通过共同富裕试点创新,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总结提炼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全国各地纷纷派出代表团赴浙江考察,学习浙江在社会治理中的好理念、好经验、好做法。浙江经验怎么学?学了之后如何落地?对每一个地方来说,这些问题十分关键。
在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看来,学习浙江经验,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地学习、借鉴。要关注每一个创新实践背后的故事和方法,因时因地制宜。同时,浙江与其他地方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合作。
民生周刊:近年来,浙江在社会治理中积攒了很多宝贵经验,哪些经验可以供其他地方学习?其他地方应该怎样学习浙江经验?
郁建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十条典型经验做法,包括共富工坊、山海协作、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等。
浙江一直以来都是靠改革创新谋发展、促治理的。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浙江可以说是“一县一品”,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品牌。比如,金华武义县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波象山县的“村民说事”。
但要学习这些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复制推广,因为社会治理、民生建设及产业经济发展,既存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问题,也需要不同区域之间的学习互鉴。
相比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情况复杂。社会治理虽然也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它不像经济发展那样明确。尽管社会治理跟经济发展有正向关联,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也有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合作的关系。
最重要的浙江经验,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浙江经验最重要的表现,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浙江每一个创新实践、创新经验,都难以单独拿出用到别的地区。浙江的社会治理经验,每一个都是因时、因地制宜,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既有时间的约束,又有空间的约束。
中西部地区在学习、借鉴、运用这些具有全国影响区域品牌的模式、经验时,一定要从方法意义上获得指导,不仅看到现象,也要像我们学习知识一样,不只是学习知识的最终成果,更要关注知识的产生、传播等,这比知识本身有用得多。
民生周刊:“千万工程”也是重要的浙江经验,已经实施20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成功案例,它的哪些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郁建兴:“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20年前提出来的。当时的背景是农村落后,不仅是农民收入落后,也表现为基础设施、生产生活环境落后,所以才要做“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对示范和整治的原因感受非常强烈。农村农业的衰败不只表现在经济指标上,更表现在整个生产生活社会环境上。比如,农村看不到青壮年,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没有公共场所,生产、生活环境很差,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垃圾到处都是。
可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是问题导向的积极回应。“千万工程”除了环境整治,还有巨大溢出效应。第一个体现是政府财政向农村下沉。
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多维度,要从系统、整体方面思考。财政下乡了,再有干部下乡,也就是重心、资源下乡,再就是民众参与。比如,修荷塘、修水坝、整治房前屋后环境,把河渠、田埂、抽水坝这些基础设施建起来后,农民参与度当然增加了。农民参与后,既改变了生产生活环境,也提高了收入水平。
“千万工程”其实是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思考“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以一系列事件搅动了整个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党对“三农”的治理,包括“千万工程”在内,就是先手棋,“落一子,满盘活”。农民增收解决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能力、议事会制度都建立起来了,直接的效果就是整个浙江农村风貌焕然一新。“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诗画”这个含义就体现出来了。
民生周刊:根据您的研究,一个地方的社会治理要提质增效,关键因素有哪些?
郁建兴:一个地方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有很多关键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之间没有先后关系。
首先,对社会治理的理念要迭代升级。社会治理,常常理解为治理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社会治理既包括党委、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治理主体间的共治、社会的自主治理。
其次是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上述20字方针上又增加“民主协商”“科技支撑”,要求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此外,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还包括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营商环境。
再次,要跟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中关于社会治理的一些重要思想,或者一些优良传统进行结合。浙江的创新案例很多来自传统文化,如嘉兴平湖的“无讼”治理。一个地方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社会矛盾激增,诉讼量非常大,从源头做起,在诉讼之前进行治理,有利于社会稳定。
最后,任何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人,既指党委、政府,我们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也指普通民众。这个“人”是多元的,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
社会要达成妥协每一个人都要丧失一点自由和权利。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基础,没有这样的公民意识,怎么可能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格局?一个人要主张自由和权利,首先要承担义务和责任,要相信错误难免。党委、政府也不是正确的代名词。
民生周刊:您一直非常关注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的意义是什么?
郁建兴: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央就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等7个先行示范要求。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是共同富裕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这意味着,无论是在浙江示范区,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是共同富裕建设的应有之义。
具体到社会治理,确实有一个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学习的过程,但其实东部地区也可以向中西部地区学习和借鉴。东部地区人口密度高,管理强调精细化、精准化;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管理的幅度大,更具有宏大性。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东部地区也有人口稀少的地方,西部地区的城市也有能提供技术支持的地方,东西部地区之间,应该是一个交流、互学、互鉴、互促的关系。
社会治理的东西部协作,它的意义会溢出社会治理层面。社会治理不仅是建设一个稳定的环境,也会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重大发展。所以,加强创新社会治理,“功夫在诗外”。我们不能够就社会治理来谈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互学互鉴,除了带来东西部之间社会治理领域的合作交流、互相促进提高之外,还会带来文化领域、绿色生态环境领域甚至更大范围的东西部协作。
民生周刊:东西部协作要建立一种怎样的长效机制,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郁建兴:我们国家在促进区域协作、缩小区域差异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高的显示度。
在党委、政府层面我们已经创造了非常好的长效机制,包括领导干部的互相交流任职等。我们已经从支持帮扶跃升到了2.0版的发展协作。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包括学术研讨、论坛,有实务界参与的高峰会议,还有干部培训等。
民生周刊:您对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有怎样的期待?
郁建兴: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的前景,在我看来是一个光谱,从0到100的光谱,如果不做就为零。
在东西部协作社会治理中,有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治社会的形成。让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的活力充分迸发、充分涌流,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巨大效果。
东西部社会治理协作的前景,就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东西部社会治理创新了、提升了,中国社会治理整体就提升了。这个前景既可以表现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景,也可以表现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前景,还可以表现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
(实习生王文兴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