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犯罪标签化的附随后果远远超过刑罚本身惩罚的严厉性。

    “建议修改刑法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将刑法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说，“必须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收到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伤结果的发生。

    然而，皮剑龙注意到，10多年的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对于抑制交通肇事犯罪虽有一定效果，但非常有限，以醉驾入刑的方式，防范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未有效实现。

    2022年两高报告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

    2022年全国起诉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案件仍超过30万人，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连续4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

    皮剑龙建议，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并非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现实危险”。换言之，只有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能构成犯罪。

    “另外，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对无交通违法、未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建议将驾驶人员定罪入刑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由原来的80毫克/100毫升以上，提高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皮剑龙说，“但是，对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无证驾驶、再犯、追逐竞驶、在高速公路驾车等驾驶人员，仍执行醉驾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

    “醉驾犯罪标签化的附随后果远远超过刑罚本身惩罚的严厉性，不仅阻碍行为人回归社会，诱发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更影响其家庭的正常运转及子女的就业、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皮剑龙说。

    皮剑龙解释，醉驾虽是微罪，最高刑仅为拘役，但行为人一旦被定罪就会被标签化，需承担除刑罚外的犯罪附随后果，如不得从事军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其子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在参军入伍、从事公务员等职业时受到影响。

    “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醉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兼顾法律和社会效果。”皮剑龙认为。

    缓刑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行为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比其他大多数犯罪更适合适用缓刑制度。经过调研，皮剑龙发现，尽管各地法院逐渐有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同时适用缓刑的倾向，但醉驾的实刑占比仍显过高。

    据此，皮剑龙建议，在办理醉驾案件中可依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在各地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增设检察室和速裁法庭，快速办理该类案件，构建一站式、全要素、即时性的执法新模式。

    “办理醉驾案件，需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合考虑行为人酒精含量以及有无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车辆的种类、行驶道路的种类、实际损害后果等反映醉驾危险程度的各种因素，结合其认罪悔罪态度、是否曾经因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等情节，精准打击、及时惩治犯罪，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皮剑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