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和秉承人民至上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成功的秘诀，也是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奔向美好未来的法宝。它简明而集中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的本质性问题，反映了党和人民的价值关系，是党的核心价值追求。
剖析党的人民至上理念的思想构建，回顾人民至上理念的实践历程，思考新征程、新目标背景下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时代要求，有助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画同心圆、同筑中国梦。
党的人民至上理念的思想构建
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形成，是党站在时代的高度，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政情民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总结国家历史经验、扬弃中华传统价值理念、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学说，最终完成了党和人民关系的思想建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创造性、有效性。
第一，对中国传统“民惟邦本”思想的合理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蕴含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助民等思想精华，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性格和政治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对肯定人的生命价值、限制权力膨胀、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2000多年专制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传统民本思想逐渐演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终究无法摆脱“君主听于民”的内容空位、“否定君主专制”的制度缺位、“重君主轻庶民”的效果错位等历史局限。
中国共产党敢于突破传统民本观念的藩篱，以扬弃的科学态度对待古代政治文明，不仅充分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要义，更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不足进行了深刻批判，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人民至上思想，从时代意义上升华了“民惟邦本”的概念，使传统民本思想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是党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继承创新合理扬弃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党立根民族精神，不忘本来、开拓未来的优秀品质。
第二，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继承发展。
人的问题是贯穿马克思哲学的一条主线，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点和核心。“人”“人民”“人类”“人民群众”等字眼经常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正是由于对“人”的追问而建构起自己的思想脉络。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人的问题上开始同黑格尔划清界限，阐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人学思想，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人的问题上力求用劳动的观点说明人、说明整个人类社会，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了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一系列人学思想，最后到《共产党宣言》中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从萌芽到形成，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及人的解放等一系列与人有关的内容，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人学观。
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从肯定人、肯定人的现实存在，走向关注人的现实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中国性阐释、现代性阐释。可以说，人民至上理念涵盖了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本视角和基本问题，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的理论脉络。
党的人民至上理念的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人民至上为主旋律的探索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始终如一地将人民至上奉为根本价值指向，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发清晰明确、坚如磐石。
第一，建立人民政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权的性质决定政权的服务指向。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用根本大法形式广泛规定了工农劳苦民众的权利，成为中国宪政史上第一部工农劳苦民众权利宣言。它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为了保障人民政权真正为人民所有，党突出强调政权的建立和建设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一方面，重视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权建设。毛泽东特别重视制度建设，强调选举制度的群众化，要求干部须向群众解释选举的意义，使他们认识到“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另一方面，注重通过人民监督加强政权的建设管理。为了使政府清正廉洁，保持人民本色，毛泽东号召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在苏维埃政权下，人民群众彻底翻身做了主人，彻底摆脱了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和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各种压迫和剥削，经济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
第二，坚持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努力创造执政为民局面，通过在经济上开展土地改革、实行三大改造，政治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文化上开展义务教育和扫盲运动及提出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人民的经济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经济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政治上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文化上从恢复高考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尽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这些在实践上都取得一定成果，书写了党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的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与时俱进地提出很多新思想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人民至上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奋斗的最大目标。这些思想深刻表达了党对人民至上理念的新认识。
第三，完善惠民政策，全面增强人民获得感。
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政策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善于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调整资源配置、凝聚社会民心。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制定政策，既要有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要有科学的举措和踏实的行动，这样才能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贴近客观实际。制定政策的过程也是落实群众观念的过程。刘少奇也明确表示，只有提出正确的任务和政策，才能有利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近年来，随着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聚力解决农民工问题、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取消农业税、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覆盖城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惠民政策的实施，人民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明显增强。可以说，党的一项项好政策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更是体现党执政为民的真实反映。
新形势下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新时代就有新要求。党必须跟上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开展工作，赋予人民至上以新的时代内涵。
第一，聚力发展经济，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立国之道，唯在富民。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分工协作。进一步完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中部崛起等方面的政策，重点加强对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的对口支援，抓好已制定出台的相关政策的落实，逐步构建城市反哺农村的经济帮扶体系，探索建立城乡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减少城乡经济发展鸿沟。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中国在芯片、传感器、高端材料和设备、系统软件和专用软件等很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凸显“卡脖子”的被动局面。必须将西方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攻关的任务清单，举全国之力、集全国之智，积极抢占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打造经济新的增长极。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完善政治制度，让人民更有公正感。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公正感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
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优化和规范人大各组成机构尤其是常设机构的架构和职能运作流程，增强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同时注重理顺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从制度层面对党和人大的权责作出明晰，探索建立起党与人大权力运作的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
二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重要人士任用和重要政策制定通报制度，拓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渠道，丰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形式和内容，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
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点关注城镇化加速发展和人口区际流动加速给民族区域自治带来的挑战，适时切实调整行政区划，研究出台相应的民族融合机制，防止因区域划分和人口流动挑起民族矛盾甚至诱发民族冲突。
四是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系统总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志愿者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有益经验，健全完善社会协同管理、居委会（村委会）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居民自治工作网络。
第三，发展先进文化，让人民更有认同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和载体，注重运用微信、微博、短视频、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来传播理论，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网络话语体系，切实掌握网络的理论话语权和传播主动权。
二是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精神血脉。要坚持文化自信，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积极态度来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内涵，通过深厚的文化滋养和传统美德的熏陶，使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三是揭批西方腐朽文化。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国倡导的“美国优先”、推卸大国责任频繁退群，全方位揭批西方标榜所谓“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的虚伪，帮助人民群众认清西方国家唯我独尊、利益至上的本质。
第四，推进社会治理，让人民更有安全感。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构件。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指引下，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能够充分释放社会治理的巨大正能量，稳定优化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坚持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科学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增强立法的协调性与可操作性，提升立法质量，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主体治理体制，推动政府向“服务型”转变职能。
二是逐步构建高效的社会治理运行体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打破传统上社会治理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局面，释放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正能量，促使社会治理由单极向多极转变。注重立法、执法、司法三者协调配合，立法为执法、司法确立规则，执法着力实践立法旨意，司法确保坚守底线，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是建立严格的社会治理监督和评价体系。注重放开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群体的成员参与到社会治理监督中来，要为公众创新监督方式与渠道，要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通过完善监督制度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监督。
同时，要将社会治理评价作为积累治理经验、克服治理不足、提升治理水平的必要环节，设立社会治理评价专门组织，构建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及时发现社会治理中的缺陷和弊端，倒逼社会治理健康科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