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下，育人质量如何提升

    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这些是“双减”政策对学校的要求。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学校进行了探索，也遇到一些难题。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学校遇到一些问题，如师资不够、场地不足、资源缺乏等，我们也在思考体育课质量怎么提升，发愁个性化辅导和差异化发展如何落实、教师的教研时间如何保证……”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刘可钦说。

    “双减”政策还将继续，旧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都将考验学校，关键问题是，学生的负担减下来后，育人质量如何提升？

    减是表象，关键是释放学生潜能

    “减作业”是“双减”政策的重点内容，对不同年级的作业都有具体要求。在给学生减负过程中，作业量成为一个重要指标。

    “作业的量，包括作业的时间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上，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陆云泉说。

    在他看来，“双减”关键是要释放学生的学习潜能。如果学习潜能释放了，学生就不觉得是负担了。所以不能仅仅限定在做多少作业、量是多少、怎么管理，要打开学科边界，让学生找到学习的目标和乐趣。

    此外，要打开学习的边界，要在学习过程中，师生是共同体，注重的是能力和实践。还要打开学校边界，不能把学生关在校园里，应该让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同时引入校外资源，助力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比如，北京一零一中学双榆树校区的一些学生编排了一出戏《初见纳兰》，演出很成功。通过舞台剧演出，学生们学到了知识，也找到了自信。这不是传统的作业，用的时间更长，但学生喜欢。

    “既要减负，又要保证质量，质量里面包括中高考成绩，但除此之外，很重要的是学生的能力、兴趣、个性化的培养，包括学生未来走向社会的发展潜能，怎么更好地关注潜能教育，这是减负背景下对学校、老师的最大考验。”陆云泉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檀传宝认为，减负并不意味着学习任务的绝对降低，如果孩子们的学习是有质量的，课外作业会成为他们延续课堂学习幸福的一种渠道。“如果不能让个性自由成为全面发展和教育的灵魂，无论是增还是减，都有可能让我们误入歧途。”

    除了加减，还要做乘除

    “双减”之后，学校成为教育主阵地，课堂也成为“双减”的核心变量。

    “回归学校育人主阵地，我们要削减作业总量、考试的次数等，增加延时服务、体育课时、劳动教育等。”刘可钦说。

    她也强调，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仅仅做表面上的加减是不够的，接下来要思考怎样重新组合学校的人力、资源、时空、内容等要素，设立学校的高质量育人目标。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系统规划日常教研，各个学科统一行动。比如，这个学期要做什么样的专题，每个学科都去研究，通过关键课例、关键专题、基础日常，让优质课研究落实到教学实践中。

    “解决一个问题，不同学科、不同年级要有共同贡献，这样会出现一种合力效应。”刘可钦说。

    教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状态，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根据学生、教师的调研，确定工具，形成一个教师自评量表，引导教师在有问题、有互动的课堂教学中建立一种包容、支持、互动的共同学习氛围。

    谨防给教师“增负”

    目前，线上线下培训机构正在密集整顿中，大量课外培训机构暂停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培训。学校的延时服务成了家长解决孩子接送问题的首选。

    延时服务方便了家长，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教师工作时间延长，负担加重。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在对“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负担变化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提交调查问卷的教师中，84.91%的教师在“双减”之后工作时间延长。18:00放学及20:30放学，成为主要的放学时段，教师下班时间也相应地集中于18：00~20：00。

    “每周要进行作业公示”“课后服务素质拓展课需要备课，辅导学生时间更长”“看晚自习、答疑，无法安心备课”“会议经常在延时服务后开”“资料工程、师风建设、安全教育平台这些都要督促家长加入，下班也没得停”……

    这些都是来自一线教师的苦恼。

    “延时服务要考虑与内容、承受力的平衡。这不是简单的在校时间加长，还涉及内容增加，安全责任加大。可能出现师资不足、师生疲劳增强、心理问题发生率增高，倦怠增强、效率下滑、是否能够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

    李镇西建议，减少种种非教学工作，教师只干与教育教学有关的业务，不被动接受来自其他机构的摊派、指派、分配。减少各级各类评估、检查验收等，这样教师能获得更多从事教学工作的时间。

    “课后延时服务应该与社会资源合作。”李镇西提出，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不应该仅仅由学校承担，让教师完成，要与社会资源合作。如与就近的高校合作，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解决教师缺乏的问题，也可组织学生到就近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开展学习和实践活动。

    但志愿者或者社会机构人员的教学管理能力很让刘可钦担忧，“我不能再派一些老师跟随着做管理”。

    陆云泉认为，可以购买一些优质的课外培训资源补充学校的课后服务，但经费来源存在问题。因此，“双减”政策还要进一步完善各种配套支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