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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脱贫成果 严防规模性返贫

—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

□ 《民生周刊》记者 王迪 《 民生周刊 》(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2021年“三农”工作重心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怎样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教授。

    民生周刊: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5年后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您认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如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张琦:反贫困的长期性和持久性特征决定了扶贫工作并非一劳永逸,区域性贫困的解决与贫困县全部摘帽也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彻底终结。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部分地区脱贫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持续脱贫任重而道远。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这一中国农村扶贫的主要方式是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根本保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阶段要继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精准”思想,完善顶层设计,通过精准识别巩固拓展对象、精准把握返贫原因、精准制定巩固拓展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

    构建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一要进一步补齐“两不愁三保障”的短板,大面积消除各类致贫因素;二要强化兜底保障体系,筑牢持续脱贫防线,从源头上筑起绝对贫困的“截流闸”;三要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面提升,补齐欠发达地区的短板,争取实现均等化;四要提升相对贫困地区和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达到逐步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目标;五要构建和培育脱贫内生动力机制,提升相对贫困人群和落后地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六要创新绿色减贫举措,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致富双赢。

    民生周刊: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乡村振兴进入了探索阶段。您认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张琦: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一方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存在耦合和交叉。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围绕“三农”问题而提出的重大决策,两者在内容和范围上耦合度较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内容包括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繁荣乡村文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等,这些内容与脱贫攻坚强调的产业扶贫、文化扶贫、党建扶贫、生态扶贫和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差异和不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不同点在于脱贫攻坚具有特殊性、局部性、紧迫性和突击性的特点;而乡村振兴则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渐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脱贫攻坚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消灭绝对贫困;而乡村振兴战略则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民生周刊:那么,您认为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张琦:我主要提以下六点想法。第一,脱贫工作应该一以贯之,在脱贫攻坚结束后,给予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一个政策稳定期和过渡期,保持政策稳定。第二,建立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建成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第三,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使脱贫攻坚成果具有可持续性。第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易地扶贫搬迁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后续,后续的扶持、就业、生活都需要做好。第五,产业发展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重要途径,是脱贫致富的根本。要做好扶贫资产,扶贫县的资产管理,后续使它保值增值。第六,保证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政策和制度的有效衔接,是稳步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财政政策要基本稳定,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启动乡村振兴提供非常重要的资金保证。

    民生周刊:乡村振兴之路会很长,未来乡村振兴到底怎么实施?比如要不要派乡村振兴工作队?针对农村和城市不同环境,如何有针对性实施农村社会治理?

    张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积极落实好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七个方面的任务,即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这些要求指导性很强,含金量很高。

    乡村振兴阶段设立乡村振兴工作队还是有必要的。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驻村工作队在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转变基层工作作风等方面,作用十分明显。而乡村振兴任务更加艰巨,在时间周期上也更为久远,因此,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对发展资源的长期性需要也更加迫切。

    当然,还有东西协作、定点帮扶等方式。实践证明,近几年这种“帮扶”制度,对当地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帮助对象资金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精神、理念、思想的传递。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帮扶,建立起来的某种“内在联系”。比如,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帮扶干部,其对所帮扶的村子、村民,是有感情的。两年的驻村时间,他们脑子里往往想的都是如何帮助当地村民增加收入、如何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这种倾注心血的感情,是非常浓厚的。而对于村民而言,谁帮扶的他们,村民们也会心存感激,因此,这种情况下建立起的感情,是非常牢固的。对于帮扶干部而言,自身也得到锻炼。大到产业发展、小到家庭纠纷,帮扶干部都得亲力亲为,从而提升其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等多方面能力。

    因此,这种帮扶方式,在完成脱贫攻坚重任的同时,又锻炼出一批年轻干部。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点战略规划之一,时间上比脱贫攻坚更加长远,这种将年轻干部派往一线岗位进行历练的模式可以继续延伸,但需根据乡村振兴战略,适时进行调整、优化。

    针对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和城市不同,农村是血缘社会、人情社会,村民间沾亲带故,难以像城市那样基本以法治来确定权利和义务分配。有效实施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充分发掘乡村原有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涤荡文明乡风。

    民生周刊:在您看来,“十四五”期间,振兴乡村、治理相对贫困面临的现实基础、难点和薄弱环节是什么?

    张琦: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相对贫困仍旧面临脱贫“不充分”的问题。在“三保障”方面,贫困地区特别是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尚未实现全面均等化,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农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产业融合带动能力不足,难以提高综合效益。农村普遍缺乏具有带动作用的农村现代实用人才,以致对发展农村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其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相对贫困仍旧面临脱贫“不平衡”问题。就GDP总量而言,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中出现了扶贫政策“福利悬崖”效应。随着大量优惠政策向贫困户倾斜,贫困户享受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造成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心理不平衡。

    最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相对贫困仍旧受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一方面,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资金投入紧张。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贫困地区的产业就业等方面约束性增强。在我国经济运行压力较大和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产业和就业必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相对贫困形成挑战。

    展望未来,农村在促进我国经济“内循环”方面大有可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蕴藏的巨大潜力尚未发挥出来,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果,“乡村建设行动”的进一步实施,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将随之提升,农村消费市场可谓是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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