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村“逆袭”

    已有690多年历史的花园村，改革开放前是一个“有名”的穷山村，资源极度贫瘠，靠山吃不了山，连日常生活用水经常还得去隔壁村打。

    1978年，花园村年人均收入仅为87元。1981年以来，在村党委书记邵钦祥的带领下，经过近40年的创业拼搏，2019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3.5万元。

    今天的花园村，村如其名，楼房整齐划一，街道宽敞整洁、绿植环绕，百花园花香四溢，湖面碧波荡漾。湖畔，99米高的雷迪森大厦与已经矗立多年的88米高摩天轮遥相呼应。

    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这些方面，花园村都可圈可点。

    2019年12月，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东阳市花园村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通过试点，力争把花园村建成为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高度融合的实践典范、乡村未来社区的实践典范、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典范，为全省、全国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和样板。

    花园村是如何从浙中一个资源贫瘠、吃不饱饭、交通闭塞的小村逆袭为今天的乡村振兴示范村？透过花园村40多年发展脉络不难看出，产业是主要因素之一，且因时因势不断转型升级，注重绿色发展。

    资源贫瘠的小村庄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城区东南18公里左右，是花园村所在地。

    今天，如果不翻开花园村的历史，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有名的穷山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花园村地处浙中山地，虽然四周都是山，但因地质结构原因，山上树木稀少，连烧柴做饭都成问题，不得不去周边山区砍柴。耕地也因为缺水，收成极差。

    不能靠山吃山，又无水可靠，且连生活用水都成问题，碰上干旱年月，需去隔壁马府村挑水。因打水之事，花园村人没少受气，时常遭白眼或恶作剧。

    “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种田交租难糊口，担盐捉鱼度生涯。”这首民歌曾是花园村的真实写照，传唱了很多年。

    为了生计，花园人曾捉过泥鳅，解放前还贩卖过食盐。尤其是后者，风险极高，可以说是刀尖上舔血。

    雪上加霜。195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把整个花园村一扫而空，留下一片残垣断壁和支离破碎的瓦砾。一夜之间，村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填饱肚子活下来，重建泥房，曾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花园人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

    花园人能吃苦，异常勤奋，但终因资源太贫瘠，在传统的农耕时代，只能艰难度日，吃了上顿愁下顿。

    直到1978年，花园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仅为87元。人均口粮只有240多斤，人均一天不到7两，少得可怜。大部分时间，村民只能吃糠咽菜。年纪大点的花园人还记得，当年如果能有碗猪油饭，那就是打牙祭。

    “好女不嫁花园村”，曾在当地普遍流传，不知是外界对花园的嘲讽，还是花园人的自嘲。过去的很多年里，这里由于缺少水源，下点雨有望打点粮，天一旱就颗粒无收，村里年过30岁娶不上媳妇的小伙子比比皆是，而姑娘则未满20就大多嫁出了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花园村仍然不通公路，也没有电。

    穷村办厂潮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神州大地吹拂，乡镇企业开始萌芽。

    1981年，村里的能人邵钦祥和二哥邵钦培、村里老书记邵福星，各出资500元，创办蜡烛坊。他们未曾想到，几个月后就把本金赚了回来。

    在那个年代，500元相当于村里一个劳动力好几年的收入。在土里刨食，日晒雨淋，不分昼夜，但收入微薄。两相对比，很快，办蜡烛厂赚了大钱的信息在村里炸开了锅。

    当年春节，村里家家户户都分到了“花园”牌蜡烛。摇曳多姿的烛光，让花园人看到了希望。

    “邵钦祥他们能办作坊，我们是不是也能办？邵钦祥是能人，我们比不上，亏了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一些村民内心很纠结，既羡慕却又不敢尝试，毕竟投资不是个小数字，且他们长期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对办厂的事一无所知。

    渐渐地，一些胆大的在邵钦祥的鼓励下，开始加入了创办作坊的行列。

    蜡烛作坊的成功给了邵钦祥信心，很快，他又牵头办起了村里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即花园服装厂。此后10年间，村里有了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作坊或工厂，通过开办工厂，一部分村民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1986年，当时32岁的邵钦祥当选为村支部书记，此前，他已担任过多年村干部，对村里情况特别了解，时常考虑村庄如何发展，走出困境。在和老支书邵福星搭班子期间，年轻的邵钦祥出过很多主意，办成过当时村里曾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开办企业几年，邵钦祥走南闯北跑市场，赚了钱，见识也越来越广。渐渐地，他发现小作坊、小企业在开拓市场等方面有很多不足，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同时，他认为村里要富起来，还是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

    1991年，他以自己旗下的8家企业，联合村里的46家企业成立了金华市首家村级工业公司，即花园村工业公司。

    工业公司成立后，多个行业齐头并进，并以规模、质量优势占据了市场博弈的主动权。当年，公司产值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上缴利税100多万元。

    比起产值、利税，更让邵钦祥高兴的是，不仅花园村村民实现了100%就业，还吸引了周边和外来人员到花园村就业。

    村里的泥腿子搞起高科技

    花园工业公司不断壮大，是守成还是进取？和其他乡镇企业一样，花园工业公司走到了十字路口。

    有人劝邵钦祥，已经很不错了，钱也够花了，可以歇歇享下福。但邵钦祥不这么想，他想的是“我是富了，村里还没富”。

    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方论证，花园村制定了三大计划。一是建一个新型工业区，改善投资环境；二是走出花园，开辟第二工业区；三是不失时机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

    出台上述三大计划主要是基于三大问题，即花园发展什么？加快发展缺什么？今后发展靠什么？

    以前村里发展企业没有规划，有空地就建，杂乱无章，配套自然也没有。而新型工业区不仅要有厂房、综合办公楼，还要有食堂、绿化等配套。企业发展过程中，邵钦祥也深知，仅凭花园村自身那点地方远远不够，需要开拓新基地。

    1993年初，邵钦祥收购了紧邻省道的原南马砖瓦厂，又征用了毗邻的26亩地，办起了经贸公司、火腿食品厂等企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引进的外资越来越多，邵钦祥抓住机遇引进外资在村里办起了两家中外合资企业，一方面解决了发展所需的资本问题，引进了先进设备提高了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向外商学习管理经验，提升村内企业管理水平。

    1993年7月，一家集科、工、农、贸于一体的花园工贸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成立集团后，有了稳定的市场，但邵钦祥发现，集团公司每年的营业额总维持在2亿至3亿元间，徘徊不前，始终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他到处考察学习，和专家广泛交流，发现了瓶颈所在，那就是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核心竞争力。

    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上马高科技项目，并找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后者委派专家展示了10多项高科技项目，邵钦祥选择了当时还处于实验阶段的维生素D3项目。彼时，这一项目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生产，且生产技术被国际三大公司垄断。

    专家提醒，自“七五”计划以来，维生素D3项目一直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与开发生产的重点项目，但未有重大突破，后续还需大量资金投入。也就是说，投入这个项目前景可以，但亦存在很大风险。

    邵钦祥毅然选择了它，与中科院感光所（现为理化所）签订了合作协议。首期投入科研经费480万元，不到3个月增加到880万元，最后实际上总共投入了7000多万元。

    巨大且看似无底洞的投入，让花园集团一度举步维艰，资金周转非常紧张。有人说他瞎搞，不知深浅，明明是个农民，非得去蹚高科技的水。

    但花园人没想到的是，这位身边土生土长的农民，这一次又做成了。一鼓作气，在高科技产业引领下，花园集团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旧村改造

    发力高科技，花园集团拥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自然，反哺花园村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是富了，但村里还没富。”邵钦祥说这话时是在上世纪90年代。

    一批村民袋子里有了钱，也不再满足原有的住房条件。邵钦祥注意到了这一点，适时启动了旧村改造。

    第一次旧村改造始于1988年，历时10年。彼时的花园村，和大多数农村一样，住房参差不齐，要求也不一样。有人急于想从破旧的泥房搬出，也有人认为老房子不能拆。

    旧村改造，统一思想是前提。为此，邵钦祥和村干部们没少费功夫，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描绘美好前景等。

    花园村缺水，在邵钦祥描述中，旧村改造后，拧开龙头就能用水……慢慢地，村民统一了思想。

    旧村改造过程中，邵钦祥创办的砖瓦厂发挥了大作用。村民不仅购买红砖方便，且价格只有市场的一半，解了大难题。

    也有个别村民家里经济困难，建不起新房，邵钦祥慷慨解囊给予帮助。

    在改造过程中，花园村特别注重规划。1995年12月8日，花园村从省内外邀请来40多位专家、学者，帮助研讨、论证他们村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纲要。

    旧村改造后，花园村面貌焕然一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此时，花园村也开始走进媒体和学者的视线，荣誉随之而来。

    1998年2月，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名单发布，花园村榜上有名，一同发布的还有航民村等16个村。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是浙江有名的富裕村，2003年底航民村村民户均净资产超过了200万元。

    这17个村有诸多共同点，比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

    并穷村共发展

    2004年底，着眼于发挥花园村的先富带头作用，东阳市调整行政村区划，将花园村与周边的马府、南山等9个村合并，组建新花园村。

    消息传开，10个村都炸开了锅。当时老花园人想不通，并村后人口增加近10倍，村民年人均收入要降2万元；周边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有的宗族势力严重、干部不团结、矛盾纠纷多发，花园村会不会因此背上包袱？其他9个村的人也满腹狐疑，担心福利待遇不能统一，成为花园村的“二等村民”。

    为并村的事，一年时间，各种会议开了260多次。在最后一次老花园村民代表会上，邵钦祥动情地说：“我们的生活好过了，忍心看着其他村过穷日子吗？如果不能带动周边村民共同富裕，花园这个新农村的榜样，意义还有多大？”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并村，先要并心。面对村民的种种担心和猜疑，花园村不搞特殊化，实行“五统一分”，即财务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庄建设统一规划实施，迅速凝聚了人心。一分即村企分工，产权清晰，开始做大集体经济。

    在并村后的首次动员大会上，新一届村干部班子向村民承诺：先富带后富，强村带弱村，花园大变样。

    变化从旧村改造开始。花园村调整新农村建设方案，将全村划为村民平安居住区、高效生态农业区、第三产业服务区、高科技工业园区；原10个村改为10个小区，整体搬迁4个村、整体拆建2个村、旧村改造3个村。

    几年时间，一个全新的花园村就呈现在世人面前。时间渐渐模糊了新老花园人原来的身份，大家的人均年收入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提升，福利也越来越多。

    2016年，花园村全村实现营业收入461.23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6万元。

    2017年3月，花园村迎来第二次“1+9”并村，周边又有9个村并入花园。花园村域面积从5平方公里扩到12平方公里，村民从5000多人增到13879人，加上5万外来常住人口，全村人口超过6.5万。

    有了第一次并村的成功经验，在这次并村过程中，邵钦祥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将城乡统筹贯穿始终，重构村庄人居环境及产业布局，迅速推进“六融合”，即思想融合、班子融合、管理融合、资产融合、制度融合和目标融合，通过融合实现并村并心。

    并村后，新的花园村以“强党建、抓工业、兴产业、惠民生、善治理”为重点，做到五个“不动摇”，实现了从“两创”到“两富”再到“两美”的华丽转型，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

    2019年，花园村实现营业收入602亿元，其中花园集团完成306亿元，村个私工商户296亿元。拥有个私工商户达3768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3.5万元。花园村的产业已遍布多个领域，医药化工、房地产开发、建筑建材、木制品制造等，还有全球最大的维生素D3产地，全球最大的红木家具市场和红木家具的全产业链。

    村民幸福指数高

    花园村红木家具城有一间名为鸿峰的商铺，邵清君和邵清华兄弟是这家商铺的主人，他们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花园村村民。

    1972年出生的邵清君，童年是在贫穷中度过。他清楚的记得，当时住的房子都是木房加泥瓦房，房子低矮、潮湿。村里都是小山坡，种田完全靠天吃饭，收成极差。生活在小山坡上，却没有柴可用，还得去外面砍柴，这也是村民生活中的大事。家里养猪，可是连割猪草都得去其他村。

    初中毕业后，为了谋生计，邵清君曾跟人学了半年手艺，然后去了深圳。

    5年之后的1992年，邵清君回家过年时发现，村内企业多了。于是，他索性就在村里发展，发现赚的钱比在外面还多。2008年，村里办起了红木家具城，他第一时间租下了门面。

    弟弟邵清华出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伴随着花园村的发展而成长。

    邵清华的印象中，自己小时候出门赶集、上学，都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上坡机耕路，现在，村里到处都是宽敞的大马路，就连房前屋后也可以通车。

    邵清华的家离花园商业中心不远，步行只要10多分钟。邵清华一家四口和父母住在一起，除了自住的楼层，其他楼层都用来出租，一楼开了家店铺，其他房间则租给了红木家具行业从业人员。“我父母每月都能领取一笔退休金，日常开销无需我们子女承担。父亲还在家附近开垦了一块菜地，全家人平时吃的绿色蔬菜都不用上菜市场买。”邵清华说，依靠房屋出租，他每年至少能收租金10多万元，因而生活十分安逸和舒适。

    邵清华的女儿在花园幼儿园上学，幼儿园离家只有几分钟路程，平时都由他母亲步行接送。“儿子已经上初中了，我希望他能考上花园外国语高中，不仅教育质量好，而且离家也近，我们照顾起来方便。”

    在花园村，像这样的家庭很多。得益于村庄的发展和建设，他们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商人、创业者、企业家，在家门口经营着自己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