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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啊!堵啊!北京通勤路

□ 《民生周刊》记者 于海军 《 民生周刊 》(

    人们就像血液中相互簇拥的微小细胞,早高峰时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心城区,晚高峰时由中心城区涌向四面八方。

    早晨6点50分,这是刘雨华手机上的第二个闹铃。每个工作日,她都是这个时间离开家门,骑5分钟共享单车到达地铁站,乘一个半小时地铁到达单位,期间需要换乘两次。

    刘雨华的包里常带着一本书和一副耳机,上班路上可以看完一个时长差不多的电影,或者看几个章节东野圭吾的小说。在她看来,通勤路上这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远比在手机上看一些碎片信息有意义。

    2017年,大学毕业的刘雨华到北京找工作。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她都是借宿在燕郊的同学那里,找到工作后就开始在北京找房子,当时的租房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越便宜越好。

    刘雨华的单位在崇文门附近,一个9平方米的单间,就要花费她半个月的工资。

    在租房平台上输入筛选条件后刘雨华发现,满足价格便宜、环境整洁、靠近地铁站的房源实在有限。为了省钱,她选择了房山大学城附近的房子,每月1000多元的房租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她来说,还可以接受。

    于是,刘雨华工作日每天有3小时花费在路上。刚开始的几天里,用她自己的话说“精神头很足”,每天早早就起来,但半个月后,通勤路上的疲惫感愈加明显。拥挤的人群,漫长的等待,加上有时工作中的一些琐事,都能让她莫名其妙发脾气。

    那段时间,刘雨华的同事发现她工作状态的变化,经常找机会和她聊天,周末还会约她爬山、逛街。逐渐地,刘雨华觉得,通勤路上应该找点事情做,要适应这种状态。

    改变从如何利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开始,如今她早已习惯。刘雨华说,疫情之前,地铁上人多时她就找一部电影看,人少并且有位置坐,她就拿着书看。

    刘雨华这样描述上班族的通勤情况: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好比一个庞然大物,火车站、飞机场是它的重要器官,纵横交错的街道是它的血管,人们就像血液中相互簇拥的微小细胞,早高峰时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心城区,晚高峰时由中心城区涌向四面八方。

    下午5点半,刘雨华走出办公室,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口罩戴上,疫情期间,地铁里的人虽然不少,但并不十分拥挤。

    刘雨华测完体温,通过安检,过了闸机,迅速消失在晚高峰的人流中,与北京这座超大城市的其他上班族一样,涌向家的方向。

    双城生活

    史茹佳在地铁座位上打了个盹儿,这让她坐过了两站,不得不折返回去。她说,最近老板经常在临近下班时开会,搞得大家很疲惫,下班路上好不容易歇一会儿,还坐过了站,这种情况最近不止一次发生。

    从苏州街到国贸,坐地铁大概需要40分钟,如果能有座位靠一下,再眯一会儿,这对于缓解一天工作的疲惫无疑是灵丹妙药。国贸并不是史茹佳的终点,出站后再步行100米到达公交站,她还要搭乘公交车到河北燕郊。

    工作在北京,居住在燕郊,史茹佳的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4年多。

    在燕郊,约有数十万人过着这种双城生活。高企的房价和房租,是这些北京上班族选择住在燕郊的原因。于是,他们不得不每天花大把时间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

    燕郊是河北省三河市西市区的一个镇,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很多在京打拼上班族的身心依靠。

    以前,史茹佳的工作单位在朝阳区,相对来说,要比目前的位置近得多,但家里房子买在了燕郊,远一点也没办法。她只能早起晚回,带孩子、做家务等事情都交给了婆婆。

    史茹佳的爱人比她还忙,经常出差,一个星期两人也见不上几面。史茹佳每天上下班时和婆婆说几句话,早晨走时孩子还在睡觉,晚上回来孩子已经睡着。一周有四五天时间,孩子都没机会和她聊天。

    婆婆在家里,史茹佳和爱人省去了不少烦恼,早餐和晚餐都是婆婆负责,孩子一天天长大,有婆婆带着,基本不用他们操心。

    史茹佳在工作之余和同事们感慨,有这样一位好婆婆真是太幸福了。但婆婆毕竟年龄大了,有时腿脚跟不上,一个人买菜、做饭、带孩子并不轻松。

    史茹佳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到家,婆婆心脏的老毛病突然犯了,她吓坏了,第二天便请假陪婆婆看病。

    去年夏天,史茹佳和爱人商量,把老家的亲戚请到家里做保姆,让婆婆歇一歇。如今,史茹佳还是坚持每天6点半出门,晚上下班尽早回家,一方面是挤出些时间陪孩子,另一方面多和婆婆说说话。

    到了周末,如果不加班,史茹佳会陪婆婆逛街,给老人买几件衣服,再买点她喜欢的糕点。史茹佳说,婆婆为家里付出了很多,自己作为儿媳要好好对她。

    最近,随着公司业务量减少,岗位调整变得频繁起来,史茹佳打算过段时间跳槽去东三环的一家单位,这样上班距离比现在要近一些。爱人和婆婆都说,如果能去新单位当然好,但还是提示她不要冒险,要稳稳当当。

    史茹佳说,不管距离远近、工作有多艰辛,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没有变。

    一种修行

    2016年,徐刚在北京天通苑买了自己的房子。北漂10年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房子有了,车很快成了他的主要通勤工具,不用每天挤地铁、等公交了。

    刚开车上下班的那一个月,徐刚觉得很方便,开车出行有独立、自由的空间。但时间一长,早晚高峰期的交通拥堵成了令他头痛的问题。

    徐刚所在的天通苑、回龙观一带是上班族的通勤腹地,而他单位所在的朝阳区是北京最主要的就业区域,因此东部的主干道较为拥堵,加上北京东部有燕郊、通州等广阔居住区域,从二环到六环,东部和北部环路都明显比其他方向的路段要拥堵。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车上的徐刚远没有那么淡定。焦虑、焦躁、生气、愤怒,徐刚每次早晚高峰都在跟路况较劲、跟自己较劲,一腔的愤怒总要找地方发泄,于是,最终演变成了路怒症。

    徐刚记得,一次早高峰,7点半左右,刚出家门就遭遇堵车。那天,刚好徐刚要赶时间开会,堵了半个小时没动静,愤怒情绪被调动起来。

    起初是言语上的抱怨,逐渐变成用手掌拍打方向盘,再后来就是愤怒之下与其他车辆剐蹭,徐刚说当时的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

    事实上,在早晚高峰拥堵时段,有相当多驾车人都有类似表现,但并非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种病态。

    由于通勤路上产生过纠纷,徐刚决定暂时不开车上下班。他开始选择乘坐地铁上下班,有时即便乘公交很方便,也会选择地铁,理由是地铁准时准点,没有等车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

    重新回归地铁出行,徐刚多了些亲切感。他戴着耳机,放的都是节奏舒缓的音乐,眼睛会落在周围人身上,观察和思索常让他觉得,生活角落里那些细微和琐碎也能带来乐趣。

    有一段时间,他喜欢观察那些在地铁里看书的人,努力记下那些稀奇古怪的书名。有时他会观察地铁上的非主流穿搭,比如一些身着汉服、脚踩人字拖的年轻人。林林总总,生活百态,比起他独坐在驾驶室的孤独和焦灼,不知有趣多少倍。

    前年年初,徐刚把车卖了,现在工作日出行一律乘坐地铁,哪怕挤一点也从不抱怨。他觉得,出行就像一场修行,应该平心静气,应该泰然自若,如今想起自己以前开车时的样子,徐刚觉得那时的自己很不好,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有些陌生。

    永不分离

    对于通勤时间较长的上班族来说,地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第二张床。梁成越走出地铁站已是晚上8点半,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跑步机上跑5公里,显然不现实。

    更多时候,梁成越下班后先在单位附近把晚餐解决掉,然后再进地铁站,尽量争取找个座位,眯一觉到终点。

    到了家,他先在床上发会儿呆,让大脑放空,然后冲个澡,再爬上床刷手机,一动不动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梁成越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的,一天的忙碌过后,根本没有时间失眠。

    梁成越在健身房办了年卡,平时没时间去,只有周末去锻炼一会儿。

    梁成越不喜欢在地铁上和家人通电话,尤其是下班路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因为除了催婚,就是感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母亲听到地铁的报站声,会惊讶于儿子为何这么晚才回家。得知上下班要一两个小时,母亲会对儿子究竟在哪个城市工作而困惑。

    梁成越的老家在黑龙江农村,晚上9点村里人差不多就睡了,所以每次谈起上下班的通勤情况,母子二人感觉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彼此不能理解。

    1990年出生的梁成越刚过完30岁生日。生日当天一早,他收到了一大堆祝福,有的人在生日快乐的祝福后面还加了一句“早日找到另一半”。父母则是在生日当晚,劝他早点谈恋爱,早点结婚,给他们生个大孙子。

    当然,还有三姑六婆发来的微信询问。比如,北京的生活咋样?要不要回老家找一份工作?还会给出建议,说老家的房价不是问题,女朋友也许更好找,上班路上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奔波。梁成越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听着,并不表态。

    对于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梁成越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6年的时间,让他离不开这座城市。这里有二三线城市没有的资源和机遇、激情与梦想。在6年时间里,当初和梁成越一起来北京的同学陆陆续续离开了好几拨,而他一直没有离开这座城市的想法。

    一位同事给梁成越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每天从燕郊到北四环上班的女孩,早上大概6点之前就起床,打扮得得体漂亮,然后赶公交,拥挤在各种身材、各种职业的人们中间,耗时一个小时左右,再换乘地铁坐一个小时到单位。尽管这么折腾,梁成越从来没有从她的脸上看出一丝不悦。

    梁成越说,通勤的路不管多么漫长、艰辛,总有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坚持不懈。7月初,在哈尔滨经营一家食品公司的表哥劝梁成越回去,说可以给他找一份条件不错的工作,梁成越很感激,但内心并不想回去。

    7月13日,周一,梁成越和往常一样,不到7点就走出家门,谈到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他只想说“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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