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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新职业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 民生周刊 》(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健康照护师、呼吸治疗师……近期,16个新职业正式发布,引发社会关注。

    事实上,这些新职业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中应运而生。

    面对疫情,一些新职业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在就业低谷期给一些人带来新的希望。后疫情时代,新职业如何持续发展?新的人才培养如何跟上?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新职业的发布,其实是对人才培养机构发出人才市场需求方发生变动的重要信号。”曾湘泉指出,他希望学校等人才培养机构能重视这一信号,及时进行调整,适应市场的变动。

    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下降

    疫情之下,就业迎来大考。一些行业陷入低迷,一些行业逆势上扬,给就业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4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受疫情冲击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陡然下降。

    2020年一季度招聘需求人数减少,求职申请人数增加,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从2019年四季度的2.18大幅下降至1.43,其中3月份更降至1.02的历史低位。同比看,一季度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申请人数同时减少,但由于需求降幅相对更大,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也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疫情本身是客观的外在冲击,而且要限制人的活动,这次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也给很多传统工作岗位带来挑战。”曾湘泉说。

    但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社会进步都是在重大的事件变动、危机中产生的,产业革命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经过这次疫情,很多技术、职业会发生变化,如远程办公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这就迫使很多职业能力要调整,新的职业可能就产生了,工作方式要变化,甚至对交通或通勤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像现在交通就不那么拥挤了。”曾湘泉说。

    他认为,疫情冲击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产业结构调整会加速,尤其对新技术的应用会加快。过去对一些新技术可能还只是一个概念,现在所有人都要学习这些新技术。

    新职业,新机遇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岗位产生。在曾湘泉看来,很多新行业是“互联网+行业”,现在几乎所有职业都变成了“职业+互联网”了,这样就派生出一大批新的事物,也包括新职业,即使还沿用传统名称,其实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他发现,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都在发生变化。在制造业中,工厂已经跟传统工厂不一样,所谓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界限已经改变。比如数控机床,将来要接入物联网,工人的知识结构就要跟着改变。

    服务业包括两类,一类是传统服务业,如酒店、餐饮、旅游,这些行业与互联网有了联系,便出现了外卖这种服务,也就产生了网络配送员这一职业。

    另外,像美团、滴滴这样的生活服务企业也需要高科技人才,要进行数据分析。“其实传统服务业对人的知识、能力的要求也在变化,跟原来不一样了。传统产业升级会带来一些传统职业内涵的改变,包括新的工作岗位的产生。”曾湘泉说。

    另一类服务业是新服务业,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信息密集型服务。比如,搜索引擎公司、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都需要大量人才。

    政府的工作也在发生变化,统计制度、发布信息的平台都在变。曾湘泉认为,政府的组织架构体系、职位体系以及政府官员的能力要求也必然发生变化。

    曾湘泉最近在研究数字文化平台的就业,他发现,文化产业发展特别快,娱乐、体育、休闲行业受益于“宅经济”成为新蓄水池。

    在今年一季度总体招聘职位数同比下降24%的大环境下,娱乐、体育、休闲行业的招聘职位数同比提高3%。虽然疫情使得线下娱乐场所经营和消费活动受限,但刺激了“宅经济”的增长,尤其是直播经济实现爆发性增长。 

    新经济行业也更受大学生欢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公司,于2月13日至3月27日通过网络问卷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在线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更倾向于到新经济行业就业。具体来看,期望就职于 IT、通信、电子、互联网,以及文化、传媒、娱乐、体育等行业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些行业主要为新经济行业,薪酬待遇优厚,科技含量较高,发展空间较好,与当下新一代求职者择业需求相契合。

    更好地培养新职业人才

    人社部等三部门前不久发布通知,遴选了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连锁经营管理师、网约配送员、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等共计 16个新职业。据了解,这是自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二批新职业,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

    “职业不能独立存在,现在的新技术革命,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都会对职业产生影响。”曾湘泉谈道,“人社部发布的这些职业,反映了技术革命的影响,也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一般新职业是由企业申报,国家审定,新职业的发布,其实是对人才培养机构发出人才需求方的一些变动的重要信号。

    现在,我国的职业分类大典主要是明确职业的名称和类别,并做简单的职业描述。因此,曾湘泉建议,新职业发布后,人社部或技能鉴定中心,对于新职业的内涵特别是对人的要求,包括知识、能力、个性、特征、经验等要提供更为详细的说明,让职业发布更充实、更有针对性,对人才培养机构开办专业、明确人才培养标准更为有效。

    “每个职业都要研究,要到企业去调研。”曾湘泉表示,比如人工智能,要明确它有哪些知识要求、有哪些能力要求、有哪些经验要求,甚至是否对人的个性特征有要求等。

    这些要求明确后,学校才可以据此调整专业。但曾湘泉发现,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对市场反应的速度太慢。

    “外面很多东西都已经发生变化,学校的专业还没有调整,或者改个名称,实际上还是老一套。为什么现在有些大学生就业有问题?因为企业要求的知识、能力或技能他们不具备。”

    “新职业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曾湘泉说,“而且现在传统职业的内涵、工作内容、对人的能力要求都在发生变化,这些都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他也强调,学校专业的调整要以内容为上,而不是炒概念、换名字。如果学校只是通过改换专业名字,吸引学生进入,但课程还跟以前一样,换汤不换药,学生毕业后还是很难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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