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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望2003年，对于我这样的亲历者来说，非典型肺炎是何时发生的，记忆已很模糊。既然模糊不清，时间就不重要了。
重要的不是时间，是记忆。大家口口相传的非典，侵扰到每个人的生活，时间不一，因为中间经历过官方否认、政府瞒报、官员免职和全民防控的不同阶段。对于身处不同省市的人来说，尚不是信息普及时代的17年前，非典只是或远或近的公共事件，只有影响到附近某个楼的时候，才会感同身受。
非典时，我正在吉林大学读研一，同时担任《吉大研究生》主编。作为一份校园报纸，头版是当时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的重要新闻，看起来无足轻重的新闻和同学们写的非典记忆文章，现在翻阅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2003年5月10日出版的《吉大研究生》上，有贫困生捐款的新闻，有学校领导的防控措施，也有隔离宿舍区学生的感谢信。
17年后，同样的场景还在上演，安徽东至的脱贫户捐款了。不同的是，当年学生捐款是200元，脱贫户捐了5000元。那位捐款的马道成同学，我曾经采访过他，问他自己是贫困生为什么还捐款？而且，学校也没有发起捐款。他回应说，“这是个长期贫困和暂时急需的问题。把帮助别人的资金用于我的家庭，也不能彻底消除贫困。这时候，帮助别人就是解救自己。”同样的话语，相信东至那位脱贫户也有类似的想法。
当时吉林大学校园里有非典病例吗？至今也不清楚。
在17年前的大学校园里，很多人对非典的认知，最先也是从传言抑或谣言中获知的，“医大一院已经收治了一对姐妹”“文苑九舍有人被抬了出来”“住宅区已经发现有了病例”，后来听说，不是一对姐妹，而是两个老太太。一个去北京看女儿，把另外一个传染了。
卫生部长撤职、北京市长辞职、研究生复试推迟、五一长假取消……都不及所住的南苑宿舍出现病例的传言来得惊心动魄。
在最风声鹤唳的日子里，室友出去一趟，总有新的“消息”带进来，不断否定前一个版本，至于是“一对姐妹”，还是“两个老太太”，至今都是罗生门。不过，不管是哪个版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比谣言更重要的是行动。
随着谣言四起，校园里戴口罩的多了，都是现在看来并不真正管用的那种一次性口罩。
二
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的吉大毕业生王静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专业读研，他曾想去河南参加聚会。在食堂吃饭，一个同学问他，“还去郑州吗？”
王静文说，“去。”
那位同学模仿当时火爆的电影《英雄》里梁朝伟对张曼玉的台词：“去，就是死。”
电影里下一句台词是，“死，就一起死。”
那是电影，生活还在继续。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还在吉林大学开讲座，同学们欣然前往，心里大抵都在想着，年轻、经常锻炼、免疫力强。该踢球的还踢球，该去食堂吃饭还吃饭，当然，家在长春市的同学早早溜回了家，好几个月不见人影。
听说多洗手可以预防非典，大家就频繁前往水房。听说板蓝根可以预防非典，一问，从10元一大袋涨到了15元。药店里还贴着预防非典的中药配方，问这药多少钱，在学生眼里，死贵。“广州的一瓶醋卖到了上百块钱，这还贵？”药店老板仿佛刚见义勇为过。
听说，锻炼可以预防非典，一夜之间，吉林大学校园里全是打羽毛球的同学，不过，没人戴口罩。非典还让宿舍干净了起来，因为网上说，讲卫生也能预防非典。
再后来，如果再请葛兆光先生来讲学，他不肯来了。渐渐地，研究生停课，本科生则晚点，还没有通知时，不少人已经不敢往教室跑了，食堂的人也少了，打饭的师傅会多加一句：“带不带走？”
在寝室吃饭的越来越多，水房的水槽里总是漂浮着各种菜叶，对了，不像新冠肺炎这样如临大敌，菜市场等营业场所还是正常营业。
即便是一个研二的女生怀疑被她母亲传染，学校也只是通知近两天来和她接触过的师生以及去过南区校医院的师生赶紧接受体检。
从2003年5月1日7时开始，吉林大学要求学生进出校园需持学生证和通行证，我就曾和同学陈静思（现北京晚报地产负责人）、梁伟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前往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团委书记李保平那里开过通行证，前往印刷厂进行报纸排版。如今回想起来，脑海中竟然没有留下一丝恐慌。
重要的不是记忆，是场景。校门口也没有恐慌气氛，没人拦着不让出去，自己做好保护，戴上口罩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没有人为制造的紧张气氛，在偏居一隅的长春，在17年前的大学校园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安全感。
要么待在寝室，要么持证外出，要么看门户网站疫情人数。同学们正常吃饭，正常跑步，正常下棋看书，甚至正常地去逸夫楼上课，仿佛非典是别人家的事。
我则正常地去采访，在“调查吉大”栏目里，发表过《非典“感染”不了我们》，通过采访主管研究生院的副校长了解到当时学校召开了研究生培养单位秘书工作会，对研究生出入校园管理、研究生返校体检和留检都有详细规定，同时还有给导师的一封信、出动4个督查组查寝等安抚措施。吉林大学研究生会网络部则对校园BBS进行谣言信息的管控。收到五一长假取消的消息后，4月29日学校已经开始阻止研究生离校。而在外实习、找工作等离校的，则通过各种途径通知他们不要返校。
这个消息让在家待腻了的同学炸了锅。
毕竟2003年4月20日左右，校园里才有了非典的各种传闻。而研究生课程本来就少，一些短途同学听说北京高校被隔离，干脆就在家乡“躲起来了”。
我们这些远途的同学只好留在学校，以火车上不安全、不害怕非典等理由掩饰着心中难以离开的痛。
在限定的条件下，人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学校禁止人员流动，需要出校园时总要习惯性地摸摸口袋，看看通行证、学生证带没带。几个人出去，相互提醒：“带证了吗？”大家相视一笑，这可比后来的问候“领证了吗？”开心多了。
在校的学生不允许留校，校外的学生不允许返校。回到家的同学觉得是个失败的选择，待在家里面对父母，没法玩游戏，见不到女朋友，着实无趣。而留校的，则说着校园的各种传闻和福利，“打击”着他们。
“我要回学校”“回来可以，不准回寝室，要隔离。从疫区回来的，要接受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
“不能吧。”电话那头仿佛是一脸东北式的无奈。
在校园里不光有空间福利，防疫待遇更是周全。听说校园里有疑似病例，食堂里开始提供免费的中药。此后，大家都准时去食堂吃饭。等到不再提供中药，大家也准时出现在食堂。
每天宿舍要消毒一小时，寝室里待不了，刺鼻的药味特别难闻，开窗又影响消毒效果。这时，同学们会背上书包前往教学楼，被保护起来的校园里，有啥可怕的？大家安静地看书，无所畏惧。
现在想起来，紧张的气氛持续了半个月后，大家心里就不怎么紧张了。犹记得，走出校园，乘坐315路公交车，车上写着“本车已消毒”。售票员和朋友手机聊天，“我不戴口罩，我命大福大，根本没有事。”
说这话时，应该已经没有新增病例，东北人又“复活”了。
三
2003年5月25日，吉林大学恢复了已经延迟的研究生复试，长春市的考生被安排在长春复试，但复试地点不在吉林大学校园内。
而在外地的考生，则采取电话复试。长春百货大楼的录音电话，原本很难卖得动，吉林大学复试要录音，一下子脱销了。
按照惯例，专业课和英语复试时都要求笔试，也都改为口试。其实，视频电话和网络视讯，吉林大学都有这条件，但考生没有，只好作罢。
2003年5月30日上午9时，吉林大学东荣大厦12层行政学院会议室，电话复试现场：
考官：准备好了吗？
考生：准备好了。
考官：请选择题签。
考生：我选择四号题。
考官：请听好，第四道题是“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区别是什么？”
考生：管理心理学是研究管理方面的心理学……
当时，对于这种电话复试的方式大家褒贬不一，但随着新一级学生录取入学，非典渐行渐远。
其实，非典对东北的影响不大，非典的传播有点像欧洲的黑死病传播路径，都是从南向北。非典先广州再北京，身处东北没有迅速大面积扩散，而东北人的豁达性格也让悲情时刻多了几分自嘲式的乐趣。
这17年间，从非典到新冠，中国的变与未变都在每个人的心中。就如同非典，从最初的恐慌，后来变成了精神的力量。北京的一位中学教师将“SARS”这样解释：S—Sacrifice（牺牲小我），A—Appreciation(欣赏生命)，R—Reflection（反思人生）；S—Support（互相支持）。
一场非典，似乎突然让人们懂得了关心他人，珍爱生命。
2020年2月5日，我在北京翻开2003年5月10日的《吉大研究生》，读到了这样的句子：“非典不仅把全中国人团结在一起，也将全世界团结为一个整体，这恐怕是非典留给我们的最大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口述历史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