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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

新基建是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 民生周刊 》(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强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个万物互联、人机智联的数字时代,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成为21世纪的“黄金”“石油”。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预测,到2025年,全球物联网连接设备数将达到251亿个,是2018年91亿个的2.8倍。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12月14日,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表示。

    他认为,新基建作为有效投资,作为强大动能,将谱写数字经济的新篇章,创造数字时代的新辉煌。

    “要做强,先上网”

    “要致富,先修路”,过去,这是一个地方脱贫致富的“硬道理”。但现在,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融合发展、广泛渗透,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素。

    过去,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年代,生产要素主要是在“路”上流动,包括铁路、公路、航路、水路等,人们俗称“铁公机”;未来,生产要素将主要在“网”上流动,包括互联网、物联网。

    “现在,可以说,要做强,先上网。”徐宪平指出,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海量的数据、海量的资源集聚在一起,无数的智能机器和智慧大脑在网络平台上持续互动,相互交流,彼此作用,拓宽了发展空间,创造了无限商机,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他认为,随着超速率、广连接、大容量、低时延、高可靠性的5G技术商用,互联网向物联网延伸。互联网基于人的连接,价值趋于饱和;物联网基于物的连接,有着巨大空间。现在全球人口已超过70亿,但物品是人口的若干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互联网是加法,物联网是乘法。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徐宪平提出。

    在他看来,新基建的内涵主要有两条:一是连接,连接网络、平台;二是计算,包括算力、算法。连接是基础,计算是核心。

    新基建的建设内容,重点包括5G、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关键核心硬件、基础应用软件、开源开放平台重大科研设施等,还有就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将开通5G基站13万个,50个城市将启用5G商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未来3到4年,5G基站的投入将达到万亿级;到2030年带动直接经济产出将达到6.3万亿元,创造就业机会800万个以上。

    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报告表明,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1.3万亿,折合美元4.73万亿,占GDP比重为34.8%,增速为17.5%,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数字经济大国。

    徐宪平表示,随着5G技术的商用、新基建的加速推进,网络应用的热潮将从2C转向2B,从消费互联转向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应用价值会越来越高。

    他列举了10个方面,包括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物流、智能社区、智能家居等;从无人工厂到车联网、自动驾驶,从金融科技、生物支付到远程诊断、手术,从智能门锁到智能音箱,特别是智能农业将实现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追溯,以满足、保障人们对食品品质的需求。应用场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将吸引更多有效投资,激发更多经济活力,释放更多消费需求。

    徐宪平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湖南工作时,谋划和建设湘西山区高速公路,当时担心“路修好了,没有车跑”。结果建成后,车辆增长远远超过可研报告的预期。

    “中国内需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一个好的环境,市场需求就会随之形成。”他说。

    技术短板是发展软肋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进口芯片金额达到2.05万亿元,比进口石油金额1.58万亿元还要多。全球传感器有两万多种,我们只有6000多种。

    在徐宪平看来,通常讲的“核高基”,就是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还有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新型显示器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对外依存度高,严重依赖进口,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大软肋。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但徐宪平发现,我国基础研究依然严重不足。2018年基础研究投入1118亿元,占研发经费投入的5.7%。

    这个数字与2017年有关国家数据比,美国是16.9%、韩国是14.5%、日本是13.1%,差距很大。

    “没有高水平、高强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就难以产生原创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就难以形成自主的技术路线、技术标准,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徐宪平提出,新基建前期投入大,应用场景待开发,需要政策工具支持,创新融资模式。比如财政的专项债,地方政府债券,过去主要是投入到基础设施,现在应该把新基建作为重中之重。

    他表示,国家开发银行过去90%左右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现在更要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发放中长期贷款,加大对新基建的支撑力度。

    而在产业政策上,徐宪平认为,要对新基建提供用地、用电及税收优惠。在科技政策上,则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补齐新基建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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