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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天，570万人把自己的命运与一纸高考试卷拴在了一起。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破冰而来。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组织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8月4日，教育部把座谈会有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送至国务院。报告随附的，还有《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据权威史料记载，关于“招生办法”，这份《意见》维持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高招十六字方针”这一“文革”时期的产物。
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时，由邓小平建议并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教座谈会已进行到第三天。有与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如果继续维持“高招十六字方针”，则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该代表的直言不讳，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在雪谷封冻了近10年的中国高考招生工作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8月13日，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京再次召开了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拨开历史尘封的记忆，新中国的教育史在这一年出现了两个奇观：至9月25日结束，再次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其会期长达44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并进行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就在这一年，570万人把自己的命运与一纸高考试卷拴在了一起。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破冰而来。
推倒“高招十六字方针”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由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科学和教育工作。
在邓小平看来，科教工作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高校招生工作联系着高教与普教，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以及千家万户，因此这项工作亦成为他复出工作之后，教育工作整顿的“突破口”。
正如前文所述，由邓小平建议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座谈会于8月2日起在京召开。会前，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代表参加会议。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便是当时的与会代表之一。
8月5日上午，查全性在会上作了发言。
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5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有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一旁的教育部长提醒邓小平：“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就这样，“高招十六字方针”，这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
僵局与破局
再次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于1977年8月13日在京举行。然而，由于不少人在恢复高考的问题还对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心有余悸，因此会议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迟滞不前的僵局。
原来，在1971年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密谋，“两个估计”被“四人帮”塞到“全教会纪要”中，并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全国，成为日后压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
僵局被《人民日报》记者穆扬打破。
9月3日，穆扬将“两个估计”出台背景，以《情况汇编》的形式，上报了中央。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复。他还专门就这份材料，召集教育部领导进行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
9月19日，邓小平又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再一次明确要否定“两个估计”。而这次谈话成为此次招生工作会议的重要分水岭。此后，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形势很快得到扭转。9月25日，历时44天的会议结束。
10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
新意见明确：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有老课本吗？”
事实上，高考得以恢复的消息是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第一个可以撼动全体国人的“大事件”。尽管当时整个国家的肌体还处在复苏状态，但这个消息却如同被先期解冻的血管，内存的热血已经不由自主地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厂房车间里涌动，赋予了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巨大的能量。
彼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的冒了出来。
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高考报名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
尽管如此，这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这个群体认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分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抵制。他说，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因此坚持执行原定方针政策不变。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季进行的，于11月28日开始，至12月25日结束。招生考试由各省份单独命题。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各科满分100分。据统计，当时有报考意愿者多达1200余万人，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
然而对于多数报考者而言，十年废学，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磨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最为关键的，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还难以在短时间内剔除。因此，1200余万人中，最后走进考场的为570万人。
考场之上，应考者多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对于他们而言，“考上了就感谢邓小平，命运因此而改变；考不上就批判四人帮，一切还原照旧。”最终，这一年的高考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录取比例29：1。
1978年春天，这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走进了大学校园，他们发现所在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如此大，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1977级学生”的奇特现象。
对于“1977级学生”而言，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已经参加工作或下乡、返城好几年的大龄群体，生活的磨炼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对困难的承受力，能够重新捧起书本、获得命运第二次改变的机会，已经十分不易了。他们决心用“夺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雨露，积蓄着振翅高飞、报效国家的力量。
因此，1978年，全国各个高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语音室经常是座无虚席，晚自修很难找到一个位子……
本文参考文献：《高考年轮-——恢复高考三十年的民间观察》（马国川、赵学勤）、《中国高考报告》（何建明）、《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吉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