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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就在看到禤鹏昕的努力因“误会”受阻后，王华新决定用一种在她看来有些另类的方式去自救和救赎协会——举报换届选举造假。
经过一个昼夜的思量，2015年12月28日上午，43岁的王华新走进了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的金安大厦。
金安大厦是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下称广东省社管局）的办公驻地。身为广东省水族协会秘书长，在过去5年间，她经常因协会公事来此与监管单位对接。
然而28日则与以往不同，这一天王华新是来向广东省社管局举报自己所在的协会的。
“主要检举揭发我们协会在2015年3月底召开的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据其反映，参与造假的不仅有该协会现任会长杨钦泉，还有她自己。
《民生周刊》记者近日从广东省社管局综合执法处了解到，该处对王华新所举报的问题高度重视，目前正按程序对广东省水族协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核查。
“无论真相能否浮出水面，对我和协会而言都是一种救赎。”王华新说。
老会长“重出江湖”
广东省水族协会官网刊载的信息显示，该协会成立于1998年，是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水族企业、科研机构和相关的社会团体自愿组成的广东省水族行业社会团体。
事实上，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过去只能在水族馆、海底世界体验到的“海洋”气息，被越来越多的家庭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由此拉动了国内水族行业消费量大幅度攀升。
有数据显示，我国水族用品年消费额为500亿元～600亿元。这其中，广东省作为全国总量最大的观赏鱼生产和分销基地，全省养殖面积达10多万亩，年产观赏鱼(含鱼苗)数百亿尾，并由此兴起水族器材厂家上千家，整个产业年产值合计超过100亿元。
“水族产业不仅仅是一个鱼缸、一缸子鱼的‘原始’概念，而是具有科技含量与经济价值的一个完整的水族产业链。”广东省水族协会一位资深会员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就协会本身而言，所有会员单位销售领地可覆盖全国60%左右的市场，是国内水族行业的旗帜协会。
依据协会章程，会员代表大会是该协会最高的权力机构，每届四年，行使包括选举或罢免会长、副会长、理事长、监事在内的多项职权。
2015年3月28日，该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召开前夕，杨钦泉作为唯一的一位会长候选人，已经提前介入协会的日常管理工作了。” 王华新回忆说。
通过多方走访，《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生于1949年的杨钦泉实际上是广东省水族协会成立的发起人，并先后当选该协会第二、三届会长。2010年卸任后全家移居海外。
由于在“圈子”内威望较高，因此第四届会长卸任之前，有部分理事长和会员提议，如果没有合适的接任者，可以考虑邀请杨钦泉老会长“重出江湖”。
鉴于上述说法，记者也向杨本人进行了求证。
“他们打电话给还在国外的我，说现在协会有60%的会员不交会费了，我听了很心痛。为了我曾经一手创办的协会，我答应他们可以‘出山’。我还跟他们说，这次回去我别无他求，只求为协会做义工。”杨钦泉说。
作为杨钦泉曾经的助手之一，王华新对老会长的“海归”精神尤为钦佩，她还经常告诉自己，要跟老会长多学习，“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只要他有魄力，心无杂念，初心依旧，就一定能够能让团队走向辉煌。”
政见不合者们的抵抗
然而，王华新说她错了。
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此之前，因杨钦泉与上海一家专门从事展览、展会承办的公司负责人有过私交，故在其“当选”广东省水族协会第五届会长后，便积极撮合协会与这家公司联姻，“并在未通过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的情况下，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展会合作协议。”
据其提供的《广州国际水族展合作协议书》显示，双方约定，“每次展会，甲方（上海某公司）按展会项目盈余的30%向乙方（广东省水族协会）支付服务费作为协会展览基金，通过协会合法流程用于支持其会员参加广东国际水族展；如展会项目盈余的30%不足10万元的，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10万元。”
“表面上看，这一条款想要表述的意思是，协会要动员自己的会员去参加协会和上海这家公司共同举办的展会，参加会员越多，双方赚的钱越多。实则不然。”广东省水族协会常务副会长禤鹏昕在受访时说。
他强调，这实际上是一条不平等条款，因为无论是不是协会内部的会员去参展，“上海这家公司展位费收取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而且还高出广州同类展会。”
按照他的说法，该协议在签署之前，杨钦泉曾组织包括他在内的常务副会长以及几个副会长讨论过协议的意向稿。作为异议者之一，他提出，甲方虽是展览公司，但有无承办水族展会的经验和能力需要用时间来检验。其次，展会是靠品牌效应吸引参展商的，“广州国际水族展”是水族类展会的新生儿，长得如何还不得而知，靠条款绑架自己的会员去参加这样收费不菲的展会，而后协会从中分得利益，是与协会的宗旨相左的。
最为关键的，“当时我就提醒杨会长，协会之前已经与广州一家展览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遵照协议约定，我们是不能再与其他公司合作并举办同类展会的，否则的话，会将自己推向被告席。”禤鹏昕说。
曾参与上述讨论的部分常务副会长及副会长不但证实了禤鹏昕的说法，还表示，他们在当时也对此次合作提出了一己之见，但“一切都像是在做无用功”。
“也许因为发现自己的政见不能被高度统一，杨钦泉此后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王华新称，“杨钦泉打乱了协会管理原有架构，直接置身于会员代表大会之下，而高于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并别出心裁地用‘常务副会长会议机制’削弱了监事会的监督职权。”
然而，该来的总会来的。
2015年8月，上述广州某公司在得知广东省水族协会又与第三方签署合作协议后，一纸诉状将其起诉至当地法院，要求其履行与己方的协议，否则就要求索赔300余万元的违约金。
“法院的传票到了协会之后，我曾请示杨钦泉是否需要将这一涉及协会名誉和发展的情况通报给常务副理事们，并召集大家来协会开会商讨对策。”王华新说，“遗憾的是，我的请示没有获得批复。”
“这个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行业协会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靠的是群策群力而不是会长的一言堂！”
在得知杨钦泉“主战不主和”执意要与广州某公司打一场胜负已定的官司后，军人出身的禤鹏昕一怒之下撰写了一篇《十问杨钦泉会长》的文章，并将其发表到全体会员的微信聊天群中。
“出于对杨会长品性的了解，我们虽然很佩服禤副会长的仗义执言勇气，但也担心他会就此与杨会长交恶，从此受到排挤。”一位不愿具名的协会副会长说。
申请成立协会党组织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禤鹏昕便被广东省水族协会暂停了常务副会长工作。
恰逢此时，广东省社管局针对省内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的专项工作检查。作为检查对象，禤鹏昕将自己的遭遇以及协会与上海某公司合作的事宜反映给了检查组成员。
2015年10月13日，作为广东省社管局上级主管单位，广东省民政厅下发了一份整改通知，指出在对禤鹏昕的处理上以及与上海某公司合作问题上有悖内部程序，要求协会采取措施加以改正，并按规定时间上报整改结果。
尽管如此，杨钦泉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并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向自己汇报此事。不仅如此，他认为，检查组成员应当找他本人再了解一下，而不是只听个别人的一面之词就要求协会整改。“社管局有很多官员是不负责任的！”他说。
杨钦泉解释，与上海某公司合作之前，他本人亲自带队去征求广大会员的意见，“有80%的会员同意与这家公司合作。”
而在禤鹏昕的处理问题上，杨钦泉认为，“作为常务副会长，禤鹏昕做了很多不利于协会内部团结和影响诋毁协会声誉的事情，对他的处理结果，是‘常务副会长会议机制’研究决定的。”
2015年9月，中办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禤鹏昕在认真学习了意见精神后认为，“用推进协会党建工作来强化协会内部治理，才是处理协会在发展中遇到问题的根本之道。”
随后，3名党员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确定协会党组织成立筹备组机构组成及筹备工作计划，推荐禤鹏昕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并认真填写了《成立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申请表》。
“根据社管局党委的要求，这张申请表需要加盖协会公章，但杨会长并不同意这么做。”禤鹏昕。
“一派胡言！我怎么可能反对成立党组织呢？虽然不是党员，但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杨钦泉强调，“当时禤鹏昕说，他要成立‘党组’，我问过在组织部门工作的朋友，对方认为党组怎么能由个人提出成立呢？况且他只要我盖章，又没给我看他们的申请表。”
现在看来，就在看到禤鹏昕的努力因“误会”受阻后，王华新决定用一种在她看来有些另类的方式自救和救赎协会——举报换届选举造假。“一旦查实，杨钦泉就不再是协会的会长了。”
根据广东省水族协会章程之规定，会员代表大会必须有全体会员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其决议应当由会员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协会直至换届选举日为止，共有会员249名，也就是说必须有167名及以上的会员出席大会，本次换届选举的决议才能通过。但实际上，当天签到的会员仅有128名。于是我在杨钦泉的授意下，冒签了一部分会员的签名，即使这样签到人数仍不足三分之二。”
在《民生周刊》记者的要求下，王华新出示了当天会员的签到册、被冒签会员的“未到会”证明以及杨钦泉授意其作假的微信语音记录。
“我没有授权任何人去对选举造假，王华新之所以这么和你们讲，是因为个人的私利与公利斗争的结果。”
2015年12月31日，王华新举报后的第三天，广东省水族协会第五届第二次理事会议作出决定，撤销其协会秘书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