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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故意混淆政策界线，把涉外办学活动换成“中外合作办学”旗号进行招生。有关方面再也不能用撒胡椒面的策略，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
既不属公办大学，又不是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在国内面临尴尬，但这并不影响其迅速成长为国内第三支办学大军。
1995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只有71家，20年后的今天已达到2371家，在校生总数约56万人。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00个，本科及本科以上法人设置的10个、非法人设置的57个（含筹建的天津茱莉亚学院），高职高专近30个，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46万人、毕业生总数超过160万人。
“20年间，平均3天就诞生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在第六届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追问，稳定规模增长的机制、质量保障的体制去哪儿了？
连锁店化趋势
很多人误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就是外国大学的在华分校。美国肯恩大学常务副校长菲利普·康纳利明确表示，这些学校并不是在中国的分校，而是一个自我运行的机构。
外国教育资质的有效性，跨境教育机构颁发证书的合法性，学生的档案、注册情况等都关乎学生的切身利益。教育部学位中心评估处处长林梦泉深刻感受到，国内在这些方面应该做更多、更细致的信息披露。
有关方面在对中外教育政策、体系不了解的情况下，合作办学的积极性非常高。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2010年以前，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每年集中审批一次；从2011年开始分上半年、下半年各审批一次。每次获得批准的数量约为受理数量的36%～50%，且很多是申报相同、相近的学科专业。
以本科及本科以上57个非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例，大部分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办学成本低、市场效益好的专业；有的高校为解决财政困难，盲目联姻，一哄而上开设专业。
某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向教育行政部门申报环境资源、经济学、法律、数学、大气等5个不相关的专业，根本不符合审批标准被退回。中方校长向教育行政部门解释，他们引进外方资源是要培养“复合型大气人才”，最后获得批准。
这令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准入原则与要求形同虚设，很多报上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在打“擦边球”。某科技大学校长只与外方校长礼节性地对接了一下，教务、财务、人事等部门都没有对接，该校国际处就弄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方案报给教育部门审批。甚至，出现过不同省份、学校、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协议雷同问题。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前三强”教育输出国。有关人士说，澳大利亚有所学校在中国境内办了40多个合作项目，美国某大学在我国有10多个合作项目，中外合作办学出现连锁店化的趋势。
南方一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每名学生每年收费7万元，1000多名学生规模，合作办学初始阶段，外方拿70%，中方只有30%；正常运转后，中外双方各拿50%，还有一些业务费与提成归学院支配。
由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另一所具有5000多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副校长表示，他们每年都往物价部门跑，要求上涨学费，今年总算如愿以偿对每名学生的收费上涨到8万元/年。这还算低的，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对学生的收费达到10万元/年，甚至40万元～60万元/年。
西部一所本科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主要以专科生为主，就是用中外合作办学的牌子同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高校争抢生源。东部一所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透露，地方政府投资10亿元，与该校举办一所以商科与创意设计为主题的国际学院。
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在现有的规模与体量上，还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林金辉表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个指标在2014年就达到了37.5%，预计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5%。多出的5%主要用在高职高专的扩张与中外合作办学。
现实的情况是，一些高职高专院校生源不足，很大一部分都会跑到中外合作办学一边。同时，还有一批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正在盘活存量，腾笼换鸟。
江苏省的有关调查显示，40%有出国留学愿意的学生会选择留在国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林金辉说，“中外合作办学规模扩张上去了，要在阳光底下运作，不能盲人摸象，创新质量、提升内涵才是关键。”
人才培养成空洞口号
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楼世洲表示，浙江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从整体上看基础还不够，学科分布不能满足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浙江有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等两所中外合作大学，对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有一定影响，不过在满足和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山东某大学国际处工作人员介绍，教育部对中外合作办学要求，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1/3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1/3以上等指标，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机构、项目都达不到。为在数字上做文章、凑课时，他们把外方教师教学的64学时会计课一分为二地变成“会计1”、“会计2”。
现在，中外合作办学招收学生的高考分数一降再降，有一些课程讲到一半时学生根本听不懂，老师讲下去没什么作用与意义。部分在中外合作办学一线工作的教授表示，他们很难自始至终主持某一门专业课的教学。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的高校归教务处管，有的由国际处领导，还有的专设国际学院。来自吉林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教授说，澳洲的本科一般为3年，北美的本科是4年，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课时就好几千个学时，有的英语课、国际课加起来有50门课程，远远超过国内普通本科高校学生的学习能力与课时；有的颁发境外大学证书、学位，有的只能取得中方高校毕业证与学位证，还有的是拿中外双证书。有关方面应该尽快把分类引导、分类管理等落到实处。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第一种是获颁国（境）外学历证书学生注册，第二种是中外合作办学学历学位认证。国家的新政策要求是，所有境外证书的学生在当年入学之初，对学生相关信息进行注册，毕业后其学历学位才能认证通过。现在国家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一部分精力是在维护和保障2012年前后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没有经过审批招生的学生权益。
据权威专家透露，实际上，很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的精力是在维护学生权益，确保他们不在学校闹事；防止二级学院不能对学费收入截留与抽成，至于质量保障则是排在最末位考虑的事，使人才培养目标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阿联酋、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教育输入国之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跨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金赛·凯文说，这种模式正在受到一些质疑与挑战。首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没有纳入外方校本部的管理体系，在教育输出国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地位，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考虑。
其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所招收学生的素质不如在教育输出国招收学生的素质高，再加上是当地人管理为主，体系不健全，没有足够的监控，容易形成各种误解，难以达到输出国校本部毕业生的学术造诣与水准。
再次，把国外的模式作为舶来品强加给本地，其合作的地位存在不确定性。
防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作为第六届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主持人，林金辉说，国内中外合作办学有师资、教学、质量、规模、效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解决，2003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需要。一些人故意混淆政策界线，把涉外办学活动换成“中外合作办学”旗号进行招生。有关方面再也不能用撒胡椒面的策略，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必须把工作重点直面火热的中外合作办学，把质量建设提到综合改革的高度加以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也要及时跟上。
上海纽约大学成立3年多来，经常面临“为什么要办这所大学”的问题，校长俞立中说，中外合作办学不是复制一种商业模式，多了一个合作伙伴，用了国外大学的名字与学位，而是借鉴一种办学模式，立足教育与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这个目的失去了，中外合作办学就会走形，很难办出高水平大学；如果不在办学模式、特色与质量方面下功夫，也辜负了国家的期待。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介绍，美国纽约州引进教育资源的3个原则为，第一必须是纽约州缺乏的，第二必须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第三是通过审核。欧盟28个成员国中，军事防卫权都可以共享，教育权绝对不让。“现在大学成为各个国家竞争的工具。”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白杰瑞认为，这些值得我们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深入思考。
广东省教育厅交流合作处处长冯兴雷表示，10多年来，国际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对中外合作办学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与反思，体制、机制是否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政策上还缺少什么，能否适应这个发展趋势。
关于这个问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车伟民也表达了忧虑。他说，我们现存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立法、法律法规能不能应对国际跨境教育迅猛发展带来的一些冲击，我们的执法和审批流程是不是科学合理，能否满足中外院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愿意。中外合作办学者是不是做到依法办学，保证质量，培养出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有关负责人回应相关问题时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个别地方和机构办学目的不端正，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包办，严重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形象，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新时期没有根本解决，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还出现一系列新问题。
据了解，教育部将严把教育资源入口关，严格控制举办中外合作大学，依法从严审核；要求举办中外合作大学要纳入省级人民政府高等学校设置规划，坚决防止出现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要强强联合，典型示范，贯彻“管办评分离”原则，真正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