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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在三期叠加形势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同时，在调结构、促改革中，中国经济在努力探索新的增长点和动力。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很多问题引发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否见底？经济结构调整进展如何？未来增长潜力还有多大？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仍然较大。”4月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长安讲坛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如此判断。
经济结构已经向好
几年来，李稻葵坚持做的一项研究是统计中国的居民消费到底是多少，探究居民消费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与国家统计局每年选择3万户样本家庭进行入户调查的方式不同，李稻葵及其研究团队采用的是从社会零售总额出发，加上居民服务类消费，再加上居民自产自用的消费，减去建材，再减去社会集团，包括央企、国企和政府在零售市场的采购额，计算出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居民消费数据。这个消费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
“入户调查得不到很多中高收入家庭的合作。因为需要被调查家庭和统计局紧密配合，事无巨细，把每天的收入支出都报出来，作为补偿，国家统计局会每个月给几十块钱的补贴，这是最典型的统计上的样本选择问题。这样就把中高收入家庭剔走了，中高收入家庭时间很宝贵，谁愿意跟统计局合作呢？”李稻葵说。
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口量在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在下降，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2007年，我国的贸易顺差达到8.8%，但这个数字逐年下降，一直降到2013年的2.5%左右。“消费是在2007年出现拐点，贸易顺差也是，完全一致的时间点。”李稻葵表示。
只是在2014年，贸易顺差比重有所上升，涨到了3.8%左右。李稻葵分析，2014年中国贸易顺差比重上升的原因不在于我国经济疲软或者消费下降，而在于国际油价、原材料价格下降，所以进口产品价格迅速下降。国际原油、原材料的降价对很多国家都是重大利好。印度历年是贸易逆差，去年终于实现贸易顺差。日本长期以来是贸易顺差，但自从福岛事件之后，大量进口原油、天然气发电，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导致财政赤字，去年也缓和了，出现顺差。
而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之后开始反弹。从1992年开始，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2001年开始迅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了42%。2007年之后开始出现反弹，现在仍然是往上走的趋势。
“中国经济是一个二元经济，有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在劳动力市场上，想进城的农民工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要给农民工务农的收入加上一点路费，再加上一点离开家人的感情补偿就够了，所以长期以来农民工资上不去。”李稻葵说，“同时，每一个工人所产生的劳动价值，每个工人所创造的GDP却是不断上升的，因为资本在积累，每一个农民工身上背着的跟他一块干活的机器价格在上升，所以每一个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
但是，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不断减少。据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张兴华估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农村已基本无剩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必然上涨。2008年之前，农民收入赶不上城里人收入，到2008年持平，实现同步增长。到了2010年，出现逆反，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缩小。
据李稻葵观察，投资拉动增长的比重在下降，投资的贡献从2009年的88%下降到2013年的54%，去年也差不多，跟这个相关的是消费，为经济增长带来贡献。
“居民消费在按比例上升，劳动收入在上升，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市，进出口贸易顺差在下降，这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我认为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不是某一两项政府的政策带来的，我们要保护这个趋势。”李稻葵说。
长期增长潜力仍较大
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争议很大，相关的担忧也很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要下台阶。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但通过努力全年仍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他预测未来10年平均增速会达到6.2%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认同这一增速，其主要依据在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人口出现老龄化，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学家预测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降到6%，我就会担心了。”这种担心主要针对就业、坏账和不良贷款等问题，他指出，中国可能会以7%的速度持续增长5年。
“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我们生产能力跟不上吗？还是因为没有需求？显然是因为没有需求。今天中国市场上，基本每个产业都产能过剩。所以，劳动力的增长放缓，解释的是生产能力增长缓慢，但这不是制约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至少中短期不是。中短期内，把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归于劳动力这个因素，还为时过早。”李稻葵说。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大批初中甚至是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确实素质高，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就会特别有感觉。”他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甚至达60%。他说，印度对文盲的定义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文盲有一个识字数量标准，印度是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就叫文盲。
而且，这几年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还在提高。“我们的技校和大学毕业生的素质在提高，我国每年700万大学毕业生中有约1/3是学工程的，工程院校的毕业生应该相当于西方国家工程硕士毕业生，因为我们是正经考进来的，西方学工程的都是后两年学五六门课，就算学工程了。”
在李稻葵看来，劳动生产率是顺周期的，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增长也非常快。比如，工厂生产电脑，经济好的时候销量很高，但不能马上雇工，所以要求加班加点，把工作效率提高，这时每个工人生产的电脑量上升。相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销量下降，但也不会大幅度解雇工人，销量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工人被解雇的速度。“所以，生产效率是顺周期的，不能说中国这两年劳动生产率下降，未来就呈下降趋势。”
他表示，探究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必须考虑几个因素。一是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的是取决于人均GDP与领先国家的差距。美国是经济发展大国，是领跑者。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均GDP超过美国。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9%。日本、韩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9%后，5到10年的经济增速都高于8%，所以我们有信心潜在增长不至于太差。”
二要考虑人口与制度。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成长的潜力，文化传播、人口素质也决定了未来增长的潜力。“中国人口素质比较高，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同时开放度比较高，作为第二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
3个新的增长点
在传统行业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迫切需要发现并培育新的增长点。
李稻葵认为，现阶段中国有3个新的增长点。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北京等大型城市，居民家中家用电器水平、家庭住房面积、整洁程度不比伦敦差，但出门环境很糟，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公共交通跟不上。除了北京，其他地方基础设施也跟不上。2011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
他估计，如果中国用20年时间将人均基础设施量赶上上述发达国家，那未来5到10年，平均每年可以拉动GDP达4.5%。
第二个增长点是产能更新。中国过去投资的一些产能，包括钢铁等都是高污染、高排放、低能效的，必须更新改造。“北京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周边的重化工业带来的，在北京周边有3亿吨的钢铁产能，怎么治理？道理很简单，给其政策，搞置换，把破旧钢铁厂炸了，然后引导投资去建世界上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
据他测算，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由此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
第三个增长点是居民消费。“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消费开始往上涨了。”根据李稻葵的分析，再过四五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能达到50%左右，那时消费将成为中国的增长动力。
“沉舟侧畔千帆过，一定要往前看，往远处看，经济增长就是旧产业终结、新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李稻葵强调。
反腐败同时要有正面激励
在新生产业发展、经济动力转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待解。政府如何决策，如何作为，相关领域的改革如何推进，将直接影响这一进程。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是新的增长点，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找到一种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融资的方式。”李稻葵说。
到目前为止，各个地方政府融资一般是组成一个投资平台或投资公司，由政府拿地抵押，去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期限一般是3年或5年，有的更短。
“现在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远远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可惜我们的贷款利率非常高，动辄6%以上，能达到3%～4%就了不起了。而且，银行推出的都是中短期贷款，用中短期贷款去给那些20年、30年的融资项目融资，这是自杀，是荒唐的。”
李稻葵认为，中国的融资成本高于一个基本水平，正是因为长期项目占用了短期贷款。由于有政府担保，银行更愿意给这些长期项目贷款，只剩下零星资金给企业贷款，这就造成企业贷款僧多粥少，把利率拉起来了。这实际上是融资难的问题，所以投资、融资需要一起改革。
他提出，可以在国内建立一系列类似世界银行的独立投资机构，设立长期投资建设基金。由政府担保，在债券市场上发20～30年的长期债，这样利率就能降下来。然后用这个基金到各个地方去评估，哪个项目好就投哪个，不由地方政府说了算。这种长期债务要公平，资本市场投资者不断监督这些投资基金的运营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改造投资的长期规模。
事实上，投资融资方面的改革已经启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到要改革投资融资体制。3月份，财政部下达了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降低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
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发力，也不愿意发力，怕发错了力，出现腐败或违规。
李稻葵指出，“现在抓腐败的力度非常大，但也缺少正面发力的激励。反腐肯定很重要，但对地方官员不能只是反腐、讲觉悟、学习焦裕禄，还要有正面激励。”
他建议，可以在年底对做得好的官员发一些奖金。比如地委书记给县级市书记发奖金，不要给自己发，也不要越级发，要客观评价政绩。提拔干部也是一种激励，但光靠提拔不行，太遥远，奖励也要加上。
另外，在一些重要领域，亟须制度创新。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将是政府部门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在新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中解决。
“环境保护部应该转变为环境保护与发展部，环保是发展的一块。”李稻葵提出，“可以给环保部一点基金，对一些好的项目进行支持补贴。如果环保部只是抓违规，就变成了高级主管，人人恨它，到处不受欢迎。所以，环保部不仅要有牙齿，还要有胡萝卜。”
（实习生夏曼、李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