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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项公益活动，这在张凯鹏看来就是公益编织的意义所在。
8月28日，星期四，外交部街社区每月固定一次的清洁日，67岁的李奶奶为此起了个大早儿。简单洗洗涮涮后，她在8点前赶到了社区，忙完扫除工作，她的“老伙伴儿”们将在9点准时出现。
李奶奶本名叫李杰，她的“老伙伴儿”中，最小的57岁，最大的82岁，平均年龄在74岁左右。
去年8月，李杰和“老伙伴儿”们组成的公益编织组办了一件“大事”：借助北京市建国门街道外交部街社区和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她们第一次将手中的针织品变成了资金，并将拍卖募集到的9万余元善款交给了苹果基金会。
这9万元最终用于购买西藏阿里地区的第一辆校车。作为公益编织节项目的发起人，苹果慈善基金会的张凯鹏坦言，这笔钱虽然只是校车购置款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奶奶们做这件事的意义要远大于捐的这些东西”。
每周四上午
第一次见到奶奶们也是在周四。每周的这一天，奶奶们会带上自己一周的编织成果来到外交部街社区办，交活儿、取线、交流技巧，外带聊天打诨逗闷子，从9点到11点的活动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
2013年，外交部街社区将东面的一间房腾了出来，简单装修后，便成了她们的“据点”。这个活动室有20多平方米，角落里堆着几个蓝色整理箱，里面装有奶奶们编织的“三件套”：帽子、围巾和手套。
活动室东、北两侧紧邻胡同，不时传来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临近中午，找过来的孙子、孙女们会趴在玻璃门外朝里面张望。
“咚！”杨奶奶抬头看了看头上的简易塑料棚，嗔怪道：“小朋友，不要乱扔东西啊。”这时另外一个奶奶把话接了过去：“他们没扔东西，那是掉下的柿子。”为了盖活动室，又不破坏树木，社区办便把整个柿子树包了起来，树干在屋里，树冠在屋外，柿子成熟落果，便刚好砸在房顶上。
事实上，奶奶们的大部分活动时间都是在屋外。李杰是这项老年公益编织活动的组织者，她的住所离社区办只有百米之遥。有时社区活动散了，她和姐妹们还会聚到小区的院子里，几个人拿着板凳坐成一圈儿，边聊边织。
“从2002年开始，我和张老师、方老师等老邻居就在一块儿钩织。”李杰回忆说。那时编织活动还没有形成规模，几个退休老人完全凭兴趣聚在了一起，有时在楼梯间，有时在两座楼之间的过道上，随便找张纸或拿个板凳来坐，编织就这样开始了，织出来的东西也只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间流转。
到了夏天，借着树荫，她们干脆把活动场地搬到了大街上。十几个老太太沿墙根儿坐成一溜儿，眼不离线，那场景颇为“壮观”。不少老外把这当成了老北京的新鲜事儿，将相机镜头对准了这群中国老人。
在户外编织之余，奶奶们也观察着胡同里的陌生人，充当治安巡逻的角色。修油烟机的、收废品的，进了谁家的院子，可能就会被奶奶们请出去。
8月28日这天，除了帮忙社区清扫、照常开展编织活动，李杰还要向姐妹们宣布一件重要的事。9月11日，第二届公益编织节即将举行，与上届不同的是，本次编织节增加了很多竞赛环节，李杰组将代表外交部街社区与其他社区的编织队开展比赛，其中既有比拼质量的团队配合项目，也有比赛速度的现场编织。为了做好参赛准备，李杰与组里的几个编织能手商量起对策。
在7月中旬，苹果基金会刚刚为西藏转山节送去了第一批针织品，其中就有李杰和“老伙伴儿”们编织的70余套织品。
从5月中旬到现在，奶奶们都在抓紧时间编织。李杰说：“织一套至少要半个月，手套一天织一只，帽子两天织一个，一条大围巾六七两线，按一天织一两线算，也得织一个多星期。这一天还得干别的呢，尤其是暑假，许多老人都要在家带孩子。”
算上今年，公益编织节仅仅举行了两届，将针织品量化成公益善款只是奶奶们公益编织的一部分。多数情况是，奶奶们的织品会运到西藏阿里地区，给那里的学生们直接送去“温暖”。
从北京到阿里
奶奶们与公益、与阿里结缘，始于2006年。这一年，编织组里来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杨奶奶。她有个女儿，名叫王秋杨。
王秋杨是是声名在外的苹果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也是全球第一位到达过“地球三极”（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的女性，同时在登山、行走过程中开始了她的公益事业。因亲眼目睹了西藏阿里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她于2003年10月向阿里地区捐款1000万元，修建了4所“苹果学校”，并成立了苹果慈善基金会。
“我们一开始就是玩儿。”在回忆如何帮老人们和“苹果”牵线时，杨奶奶说，“后来我跟姐妹们说，要不然我买线，你们帮我织？她们问给我织衣物干什么，我说我女儿在阿里办学校，这些帽子手套可以送给那边的孩子们。她们说好，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了。”
“如果没有奶奶们的捐赠，阿里的孩子真就没有帽子戴。”张凯鹏说。大学毕业就来到苹果慈善基金会的他，工作2年有余。8月29日，他刚刚运输完一批捐赠物资到西藏，其中有奶奶们编织的衣物，也有电脑、维生素等物品。
西藏阿里地区气候恶劣，每年进入10月份以后，天气就变得异常寒冷，并伴有霜冻、大风。在张凯鹏看来，奶奶们编织的围巾手套可能称不上精品，但可以看出老人们的良苦用心，因为一针一线缝得十分紧密。
由于气候原因，苹果慈善基金会针对阿里地区的物资捐赠每年进入十月份后便无法开展，尽管去年就募集到了购买校车的善款，但直到今年7月下旬，这辆校车才正式送到了阿里。
大致从2006年开始，外交部街社区也加入到了李杰的公益编织活动，并帮助她们在一个中学租了一间教室。后来教室被学校收回，奶奶们便回到了大街上，直到去年有了居委会提供的专门场地。
来自社会的帮助越来越多，奶奶们陆续收到了来自苹果基金会、社区办和一些企业捐赠的毛线。李杰回忆说，编织组刚成立时，大家就发动组里的党员拿出家里不用的毛线，杨奶奶见状说：“我付点钱，咱们买线吧。”于是她拿出了一个月的工资。
为了节约成本，杨奶奶用自家车带着老人们到京北的天通苑、回龙观一带去买毛线，且专挑粗线，一买就是几十斤，只为孩子们戴着暖和。尽管后来有了企业支持，杨奶奶还是坚持自掏腰包，李杰开玩笑地形容杨奶奶是组里的“经济支柱”。
作为公益编织节的策划人，张凯鹏在去年8月举行的首届编织节上第一次深入接触到了这群老人。当时李杰手里有一份原始资料，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个老人捐出的织品数量，这也成为张凯鹏最为感动的一点。“他们年龄这么大却坚持这么多年，纪录他们编织过程的本子有好几本，粗略统计大概有近万件。”
公益效应
举办第一届公益编织节时，北京市区街道、社会团体来了好多领导，活动结束后，奶奶们的“益和爱”编织组一下子火了，并成了建国门街道和北京市的一个文化品牌。看到报道后，有老人特意从南三环跑到外交部街社区，希望加入进来。
去年公益编织节时，双井街道向阳花坊里的失独老人们也主动找到了外交部街社区，领取了毛线，编织的成品已经运到了西藏。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项公益活动，这在张凯鹏看来就是公益编织的意义所在。但在李杰看来，人数的上升对于外交部街社区那个小小的活动空间来说有时是一种负担，且人多难免杂乱，影响编织效率。她认为，与其大家都到一个社区来，不如其他社区派一两个代表过来“学艺”，再回到自己的社区去发展队伍。
李杰更看重的是编织组的成员能否持之以恒。如果从2006年算起，她和这群老姐妹们已经坚持了整整8年时间，有时她这个组织者还没到，其他人就已经到齐了。
“我们这里有8名党员，其他人要么是党员家属，要么是社区积极分子，这些人素质还是比较高的。”李杰年轻时是纺织工人，一辈子和针针线线打交道。退休后，李杰成了社区里的大忙人，社区治安值班、帮党组收党费，每个月清洁日还帮大伙儿搞卫生。
82岁的闫奶奶是一名老党员，年轻时在服装厂上班，每周四的这次聚会是她最开心的一段时光。11年前，她的小儿子不幸发生意外，脑神经受损，至今走路不稳，一直由她的大儿子照顾。几年前大儿子有了孩子，无力看管弟弟，于是闫奶奶便把小儿子接到了自己身边。
谢惠德是湖北人，16岁只身来到北京，退休前是西单一家国营商店的员工，卖的就是针织品。谢慧德年轻时就十分要强，是国营商店里的“销冠”，她所在的社区也有编织组，可她偏偏愿意参与外交部街社区的活动，因为“只有这里的人能坚持下来”。
……
从某种意义上看，编织组更像是老人们的一个心灵寄托。胡同里、楼道旁、活动室不仅仅是编织的场所，同时也是她们消磨晚年时光的最佳去处。老人们每年都会凑齐一部分活动经费，集体过两次生日。哪个姐妹生病了，就买些东西慰问一下。
如今，组里的成员年龄越来越大，手脚、眼睛都不大好用了，无法完成更加细致精美的作品，李杰希望能有更多年轻点的老太太加入她们的队伍。
采访结束时，她拉着记者的手说：“杂志、照片出来后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今天能来，也许明天就病倒了，有个照片也算是个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