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接到赴山东某地级市采访的任务,忙碌一周,工作告终。启程回京前的那个傍晚,我信步走进一家毗邻高等学府的文教用品专营店。
这家店面积不大,装修却古色古香,一块“修钢笔”的木牌挂在进门显眼的位置上。
与我打招呼的店老板操着典型的鲁西北口音,给人感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已近七旬的他,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说来也巧,我进店后不久,店外就下起了雨,老板虽未起身却热情地招呼我坐在离他很近的一把红木椅上。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
老板的祖上曾出过多位秀才,其父在民国初年做过城里的教书先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祖籍所在的乡下,靠种田为生。
老板说,他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回乡后,每到秋季,把粮食换成钱的父亲都要打发他的兄长去城里宣纸店买上几令纸回来。“白天再辛苦,老人家晚上也要研墨写上几笔。”老板回忆说。
再后来,买来的纸张色种也多了起来,他发现父亲也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当着他们的面写字,而是每每临近午夜就把自己锁在灶房里。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得以返城,他从母亲和兄长那里得知,那时候,很多村镇房屋墙壁上张贴的抗日标语,都是出自父亲之手。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高中毕业后,他子承父业,进入当地一家大型国企所办的子弟学校做老师。走向讲台第一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身旁,送给他一支崭新的钢笔和一幅毛笔字,上面写着“修德敬业、为人师表”。
在过往的岁月中,讲台上下,他始终将这支钢笔和八字祖训记在心底。“文革”时期,他由于不肯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受到运动洗礼,在一次厮打中,他竭力用身体护卫的那支钢笔还是被众人踩断了。
瘴气虽已在后来散尽,但他最终没有选择重回三尺讲台,而是将命运的指针拨向新一个八九点钟。
改革开放后,他从修钢笔、卖钢笔、做品牌钢笔的省级代理做起,后来又做文教产品的批发和零售。直到十年前,在儿时玩伴的建议下,他才在高等学府旁买断了这家门店。
他说,现如今他的三个子女在这个地级市的知名中学做教师,店里的生意都是由侄子帮着打理,而他的主业就是修钢笔。
“时代真是进步了,现在的大学生们好像都不用钢笔了,我这个老头子也快没用了!”沉思片刻,他又说:“在我的观念里,中国字还是用笔一撇一捺写出来的好看。”
日落雨过,皓月当空。一位与老板年纪相仿的长者走进门店。
长者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历史系教授,也是老板儿时的玩伴。那天晚饭后,教授在家中做着读书笔记,用了多年的钢笔笔尖突然坏掉了,习惯了简朴生活的教授马上想到了会修钢笔的老板。
此时,来不及寒暄的老板从身后抽出一根拐杖,用力撑起略显清瘦的身体,走到一张书桌前。
台灯下,老板如同一名外科医生,用心修复着这支坏掉的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