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当年选择离开大城市的人们，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落差，纷纷背上行囊，又回到了曾经离开的地方。
3月22日，周昊回到北京。这次他回北京，是为了采购他的婚庆公司所需要的设备。周昊家在江苏，应该说去南京或上海采购会更方便些，但他还是来了北京，因为这个地方他更熟悉，他在这里呆过近十年，已经与这里有切割不断的关系。
周昊初来北京是2005年，那会儿，他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过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地方，觉得这里充满机会，随时都能冒出大有可为的念头。这位北京科技学院的毕业生一度为了打拼和奋斗蓄起胡须，他认为这样可以看起来成熟一点儿，“谈事情成功的机率会更大。”周昊说，当时他的理想就在这里，他热爱这个地方，愿意为之挥洒青春。
同一时期，媒体上开始有了关于“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一些媒体给出的案例和数据显示，有大量的“北漂青年”在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离开这个地方。这些消息一度让周昊很困惑，因为他现在正热烈地喜欢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里这么好，那些人为什么要走。他从一些专家学者的笔下看到了一些剖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一度让他深思，“因为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这些问题确实都存在。”只不过当时的周昊感触还没有这么深，不像几年之后对这些问题有了切身的体会。
“沙丁鱼”还是 “咸鱼”
2006年至2008年是“逃离北上广”话题兴起的第一个高潮。《人民日报》在《谁在逃离北上广》一文中曾提到这股潮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全国各大媒体也在报道，这些媒体请专家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度剖析，这反过来又引发大众的讨论，刺激相关人群在“去与留”这一问题上的抉择与判断。一时间，“逃离”这一词热闹起来，成为那几年的热门词汇。
2009年年底，《新京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北漂回归想法的调查，共有约3000名网友参与投票，超八成“北漂”想过离开北京。2010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一线城市“蚁族”开始逃离》报道：网上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打算，另有11%已展开了离开行动。《逃离北上广：哪一片天空属于我？》则通过对一批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了他们在北上广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文化，以及逃离后的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之后几年，“逃离北上广”这一话题从火热到为人们所习惯而慢慢趋于平淡。当“逃离”这一词汇渐渐消声之时，一个新的说法又冒了出来，——“逃回北上广”。当年选择离开大城市的人们，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落差，纷纷背上行囊，又回到了曾经离开的地方。
2014年年初，一家媒体以“逃回”为题做了一组报道，报道中列举了实例和小范围的数据，并同样对“逃回”这一现象做了分析。“逃回北上广”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人民日报》的专题文章也对这一现象做出分析：一些逃离北上广的人，“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南方周末》推出“逃离北上广”续篇：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这些年轻人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媒体将在“北上广”打拼的人称作“沙丁鱼”，他们在拥挤的大城市坚守着曾经的梦想。而那些不堪压力回归家乡的人则被称作“咸鱼”，他们选择了小城市的单调和平庸。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整个社会都在思考这个话题。
当初离开的理由
2007年，汪峰的一首歌曲《北京北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歌曲表达的语意和深意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在KTV或其他一些场所，经常能看到这首歌曲的MV画面，斑驳的夜景与匆忙的人群、交织着无奈和叹息，这大概是“北漂”们在城市生活的写照吧。同一时期，周昊正在北京全力地打拼，就像歌词中描写的那样，“在这欢笑，在这哭泣，在这寻找，也在这儿失去”。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有时凌晨四点需要起床，穿梭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尽管生活不容易，但他并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年轻时就需要闯一闯”。
当第一拨“逃离北上广”浪潮涌起的时候。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在大学生就业方面，他们围绕的是“大学生是否应该留在大城市”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清华大学水木社区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离开》的帖子里，作者常言笑说：“为什么毕业了要留在北京工作？”同样上海也不再是毕业生的伊甸园。宣称“非上海不可”的江涛，最终决定回老家石家庄。在上海的半年，他与其他3个人挤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觉得自己在上海活得卑微，很没有尊严”。
媒体界对这一问题有引导性的讨论。在主持人马丁眼中，北上广正在迅速沦落为富裕寄生阶层的堡垒，而不像是创造财富的经济引擎。原因很简单：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北漂“，活得越来越艰难，上升渠道被垄断压榨得狭窄如“一线天”。根据新浪教育和麦可思的《200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和排行榜》，北京毕业生流出不到三成，上海一成，广州有半成。虽然专家一直在提醒理性就业，然而对于二三线城市的青年，北上广魅力始终不可阻挡。
对于大家“逃离”的原因，媒体谈到最多的是生活方面的压力。另外，竞争压力大、环境污染严重、拥挤的城市交通、户籍制度的束缚等等，这些原因也被专家学者们一一道出。然而，大家最为集中议论的，还是房价的问题。在周昊毕业头几年，北京房价一路飚升，每平方米涨了不止几倍。房价几乎是让所有年轻人谈起来便为之神伤的话题。“逃离北上广”，被媒体评为2010年房地产十大热词之一，这足以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报道，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
2008年4月，北京新建商品房平均最高价格是17353元/平方米，曾经被称作“不理性的最高点”。而在周昊离开的2013年10月，北京房价以36299元/平方米的价格领跑全国，上海以26818元/平方米位列第二，深圳以26739元/平方米位列第三，广州则以18429元/平方米居于第八。 在北京工作九年仍靠租房生活的周昊，只能看着媒体上的这些房价数据感叹一番。以他的收入，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房的。
最想逃离的是北京
北京最热情，广州最开放，上海最时尚，这是《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中各地居民对所在城市的评价。然而现在，这些吸引年轻人的城市魅力已经在大打折扣。
2010年12月，一套“逃离北上广丛书”中称：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作者苏言和闵唯这样描写选择离开的理由：北京的首都意识、圈子文化、胡同心态，是一种独特的紧箍咒；上海独有的“光影魅惑”仍然会令你沉醉，甚至可能并未体察到自己已经或即将为此支付昂贵的代价；广东“搵食”（工作）是生存之本，“食头箸”（抢先一步）是发展之道。
北京锐智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0年对北上广外来打工人员做过一项调查。调查显示：25.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考虑过要离开这座城市。其中北京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7%；上海和广州持此观点的受访者，分别为16.3%和24.9%。“热情”的北京，成为人们最想要逃离的城市。时隔3年后，据QQ大数据在2014年春节期间的调查，北京又以18%的逃离率成为人们最想逃离的城市。
北京六个环一环套一环，在有形的圈子里，还有无数看不见的圈子，这些圈子划分了阶层、等级、财富、户籍、文化程度等等。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外来者很难进入圈子，寻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的信任感。
2012年周昊辞掉了工作开始创业，也是这一年，他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公司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一直没有起色，到最后房租都快拿不出来。他没有北京户口，连车牌号都只能使用河北的，坚持不下去的周昊结束了北京的一切。“这次真的离开了，没有给自己退路”。
周昊最好的朋友王腾，与他同一天到的北京。2009年王腾毕业后，回到湖北老家，想要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年后在周昊的劝说下，王腾又回到了北京。但是没有料到，三年后，两个人又在同一天离开了北京。
与周昊不同，有一部分人来到大城市时从没有想过会在此地安家落户，对于他们来说，“离开”似乎是一个注定的结果。周金鑫2008年到上海工作，当时在一家机械厂做轮胎设备。2014年3月底接受采访时，他正在为离开上海做着准备。当初抱着“想要见识大城市的繁华”念头的周金鑫，在即将离开时，用“失望”两个字来形容在上海的生活。
“上海公司的政策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别很大，直到前年才开始给我们上社保。去医院看病，去商店买东西，上海人听到我们说普通话，态度就很不屑。这让我们很心寒”。为了拿到四五千元的收入，经常需要工作十一个小时的他，很少有时间享受到上海的繁华。像他这样离开上海的工友，周金鑫身边还有很多。
“北漂”之惑
留守大城市还是去二三线城市，是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尤其对于在大城市奋斗多年的年轻人，离开意味着放弃许多。大城市闪闪发光却“压力山大”，小城市悠闲自在却相对闭塞，在两者之间选择并不容易。
周昊的父亲记得这样一件事情：2012年5月，他们一帮人在天安门广场游玩，有一位在2008年接受过周昊培训的奥运会志愿者对着周昊喊“周老师好”。周昊的父亲顿时充满自豪，他对记者说，“无论周昊是留在北京，还是选择回乡，我都尊重他的选择”。
对于周昊来说，选择离开，“放弃的不仅是习惯的圈子，还有拼搏多年的事业”。周昊被同事称作“篝王”，意为篝火晚会主持之王。这个“篝王”在朋友和同事的挽留声中做出的选择很不容易，“前前后后犹豫了一年。”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的，是爱人小琴的怀孕，这个更现实的问题必须让他做最后的决断。
有人离开，就会有人坚守。2014年春节期间，网络社区“知乎”发起关于“北上广”的话题的讨论。从事文字工作的柏邦妮为留在北京写下这样的理由：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但是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走出地铁站，她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这样谈及“北上广”对年轻人的价值：就业机会更多，更公平，文化相对也最发达。大城市有小城市望尘莫及的优势。
《新周刊》的报道《给我生活，地方随便》将城市进行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腾讯QQ大数据的分析，从2014年2月2日至2月25日，1994万的人首次来到北上广深，新增率达到21%。北京凭借27%的涌入率，成为人们最愿意来此打拼的城市。年轻人似乎并没有被“逃离”还是“逃回”的争论影响。尽管“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但他们的眼光仍然投射在大城市的方向。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则说，“逃离北上广”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发展远远没有饱和，未来发展空间比较大。
家乡不一定是愿乡
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是不是一切就好了？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生活习惯与思维理念的不同，“逃离”遇到的问题也不少。
周昊与家人的第一次冲突是关于新公司的选址。自认为在北京见过世面的周昊的观点是“事情要往高端大气方面努力”。而家人则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努力节省成本，他们在将公司开在一流地段还是一般地段的问题上争论不下，最终还是周昊接受了家人的意见。不习惯的不仅仅是做生意方面的思维，还有生活的节奏，甚至吃饭的口味。这些都需要他慢慢调整。
周金鑫的工友梅晓俊，在上海呆了四年后，因为爱情回到家乡合肥。最终婚事还是没有谈成，他选择在一家机械厂进行维修工作。虽然工作强度不高，又能陪伴在父母身边，他却“经常感到孤独”。“上海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所见所闻都是不一样的。”媒体人单士兵对这种孤独感的解释是：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是局促逼仄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与这一问题一同存在的，还有人脉关系的不足、办事方式的不适应，文化差异太大等等，这些原因又导致一部分人在家乡同样产生焦虑，从而又引发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下，同样有人选择坚守，有人又再次选择逃离。这些人离开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发现设想中的“美好生活”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于是他们又逃回了北上广。现实的一切似乎与搜狐新闻在2010年预料的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很相似：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有媒体总结“逃离”和“逃回”的现状：逃离热潮未退 逃回风头渐劲。张军离开北京一年，但在老家找不到工作。“我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几个熟人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不得已开了一家超市，但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别人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下，只好又到北京，“还是北京好养活人”。回到老家的曹洪涛，对于慢节奏与低效率，产生了危机感。“现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办？在上海，毕竟机会多。”
光明网刊文《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我们已经回不去》：很快，现实将会把人激醒。由于眼界和观念的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和周围环境以及人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你会发现找个理想的工作真的很难。
腾讯评论解读逃回北上广的现象，提出几个原因：认识了自身的价值；在家里有关系的，想到“北上广”谋取更大发展；“北上广”工作机会多；“北上广”城市资源多；寻找公平公正的空间。《南方都市报》则分析，逃回北上广背后是资源分配不平等。腾讯评论曾经提出“要不要逃离北上广”话题的讨论，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与大城市的做比较，在这个房价等生活成本齐涨的时代，最后的结语是“压力未解决，哪里都一样”。
周昊家里有一套房子，父母是江苏兴化农贸菜市场普通的生意人，并没有所谓的关系。“万事开头总是难的，但我对自己有信心。”他认为在北京的见识和积累，必将对他开始新的事业有帮助。周昊接到了“五一”期间的5场婚礼的婚庆单子。他预计，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让公司回本。谈及回到北京，他说：“等我的婚庆公司发展壮大后，我会考虑到北京开设分公司的。到时候不是逃回北上广，而是‘杀’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