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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洛阳，送走客户经理后，席红伟再也忍受不住煎熬。他来到洛阳市西工区公安分局报案：洛阳市国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因违法吸收公共存款“去向不明”。
在逐利的欲望中，“邦成模式”终于在洛阳走上了“歧途”。原先坚持的一个投资者对应一个借款人，演变成了“一对多”。最后，仅仅以高息作为吸引手段，以普通的工商营业执照获得民众的信任。
距离7月17日已经整整过去了88天。在国担投资公司工作的李安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公司被查封了。曾由他千挑万选认定为前途无限的工作，也一并被公安局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李安自家的存款加上筹来的资金共计近百万元，顷刻间化为了泡影。
7月17日，李安刚刚上班三个月。在办公室看到警察的一瞬间，他意识到“国担出事了”。在警方登记完姓名后，他了解到内情：由于联系不上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席红伟在去河南郑州寻找无果后，随即报案。
从同事口中他还得知，这家看似不起眼的投资公司，吸纳资金总额竟然高达6.37亿元，受害人超过4000余人，涉及受害家庭上万户。
投资、担保公司跑路，在2013年的河南省洛阳市并非第一次发生。5月，大华投资担保公司老板卷走两亿元资金。7月，“国担”查封三天后，位于其楼下的恒生投资有限公司也发生了董事长跑路事件。
洛阳城内，投资、担保公司个个如履针毡。多米诺骨牌已被推倒。
董事长神秘失踪
在看守所里呆了三天，李安逐渐了解了来龙去脉。
7月16日，客户王宇按约定时间到国担公司提取已经到期的200万元现金。而此时，据他人透露，席红伟发现公司账户上只剩有50万元。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国担”公司客户如果需要提取大额现金，必须提前通知自己的业务员，再由该业务员通知财务部门，通过财务人员将资金打入客户账户。
据知情人士所述，王宇的现金其实已在16日前到期，但因为“国担”账户上一直无钱支付，故被一再推迟。原已约定好的15日取钱，再次被推迟到16日。
面对账户上仅剩的50万元现金，席红伟坐不住了。他随即试着与董事长、国担公司法人郭国旗取得联系。
电话拨去数次无人接听。听说郭国旗可能会去郑州看望住院的岳父，下班后，席红伟约上几个客户经理连夜赶往郑州，却未找到郭本人。
回到洛阳，送走客户经理后，席红伟再也忍受不住煎熬。凌晨两点，他来到洛阳市西工区公安分局报案：洛阳市国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因违法吸收公共存款“去向不明”。
17日凌晨5时，以西工区公安分局经侦五大队为主的“国担案件专案组”，进入“国担”公司。
两天之后的19日上午10点半，郭国旗回到洛阳投案自首。失踪的48小时里，郭国旗究竟去了哪里，坊间有很多传闻。诸多版本无从核实，专案组也拒绝向《民生周刊》记者提供相关信息。
有知情人士透露，郭国旗首先被北京警方控制，随后转交给洛阳警方。转交时，他向洛阳有关当局做出了配合追回受害人大多数资金的保证。洛阳警方表示，郭如果能配合政府追回受害人的大部分资金则会从轻处罚，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判刑10年；但如果资金缺口太大，罪名可能被定为“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死刑。
9月25日，《民生周刊》记者从洛阳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了解到，这起案件已被专案组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通报文件将投资者称为“集资群众”，当地官方媒体将整个事件称为“国担非法集资案件”。
疯狂吸金
李安对“非法集资”这四个字一直不解。他平时向客户宣传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在违法经营。他和许多业务员认为：“政府已经颁发营业执照就是正规经营。”
国担公司是西工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进的企业，注册在河南省工商局，2011年获营业执照，今年5月刚刚通过洛阳市工商局年检。
两年来，洛阳市西工区工商局、市工商局、市政府金融办和省工信厅多次对国担公司进行检查，却未有一个部门发现“国担”存在违法经营。
为了每个月的业务提成，李安努力游说亲朋好友加入到这场“投资理财的大游戏”。他甚至“以身试法”，率先将家里的30万元存款放在了国担公司，“如果自家的钱都不敢放，谁还相信你？”
“这就是民间资本融资，不是什么非法集资。”“国担”办公室一名王姓工作人员并不认可警方给“国担”的定性。
不止是“国担”的业务员，在这场游戏中，几乎所有人都被高额利息蒙蔽了双眼。即使一些集资人在游戏开始时捕捉到了某些细节，但随后却被他人的投钱热情卷入了漩涡中心。
“每天来公司存钱的人很多，有时甚至还要排队。”李安说，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生意红火的象征。
“国担”对不同的投资额度有不同的利息划分：10万元本金，签一份合同，月利息有1分6（1.6%）；50万元本金，利息则有2分。许多投资人为了获得更高额的利息，采取了将本金捆绑的办法，即找亲朋筹集更多的资金，捆绑后交给“国担”。
签约之前，他们甚至没有认真读过合同。即使国担公司让投资人先将资金打入私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在他们看来也很“正常”。
“席几乎在每个银行都有私人账户，以方便客户打钱。”在客户提出质疑时，“国担”的每个客户经理都如此回应。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投资人每次都需将本金打入财务总监席红伟的私人账户，然后通过席的私人账户转入“国担”的公司账户，再进行各种投资行为。
投资人之所以敢对“国担”趋之若鹜，还因为国担公司在向客户宣传时表示只投资实业，每个客户的资金流向都在合同上清楚标明。
不仅如此，“国担”投资的两大矿山（龙王庄煤矿、渑池贾家洼铝矾土矿）成了投资者眼中的坚实砥柱。
陈翔是当地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在经过认真研究后相信，两大矿山的投资可以保证他的资金在这家公司悄然升值。
资金链断裂之后
案发至今，许多业务员甚至“非法集资”的受害人仍在埋怨席红伟当初沉不住气。“如果不是席红伟报案，郭就不会进去，我们的钱也不会这样没了。”
一位接近席红伟的国担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国担”早在2012年10月份就出现了资金断裂问题。2013年，国担公司一直没有向外投资，融资进来的钱基本全部用于支付“集资人”的利息。
今年5月18日，“大华担保公司老板跑路事件”对“国担”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大华”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不断有客户到国担公司要求取回本金。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郭国旗从郑州调回5000万元资金应对，才逃过这场劫难。
5月，“国担”将投资者月收益率降低了0.1%。虽然月收益减少了，但在广大投资者看来却是一个“利好”消息。“说明人家公司不缺钱，已经过了资金募集期了。”随后，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国担”运营恢复稳定。
与此同时，席红伟和郭国旗之间的争论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在办公室大吵。据了解内情的业务员透露，每次吵架几乎都是因为公司账户上当天预留的资金太少，无法支付到期的客户本金。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然而，直到7月16日郭国旗失踪那天，还有客户被业务员叫到公司签约。此前就有传闻称，7月份很多客户的本金已经无法取出。不过对于这一内情，一些基层业务员和大多数客户一无所知。几个客户经理只是告诉业务员，要想尽办法让客户续约，不要取出本金。
然而，客户的本金一旦进入“国担”账户，就被卷入到另一场“担保”骗局中。
陈翔认为，自己投在“国担”的资金即使拿不回来，还有另一个担保公司在后面撑腰。他记得，当时除了与“国担”签署的合同外，还有一份重要的“担保函”。
这份由河南予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予瑞公司”）签署的“担保函”清楚写明：“资金托管期限到期后，若资金管理方不能按期足额返还所托资金，我公司郑重承诺，三日之内无条件代偿不足部分。”
然而，《民生周刊》记者在这份担保函上看到，此协议的有效期为2011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截止目前，有效期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不仅如此，这个比“国担”早一年成立的担保公司，其法人代表也是郭国旗。之前许诺的“无条件代偿”，其实只是郭国旗的自说自话，被业内戏称为“左手保右手”。
“国担”模式遍地开花
事实上，这样的“左手保右手”模式在洛阳城已遍地开花。《民生周刊》记者在洛阳调查发现，类似“国担”的“理财”形式流行于不同名称的投资类企业、非融资性金融担保机构中。
洛阳现有140余家担保公司、380家投资公司。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公司90%以上打着“投资、担保”的名义从事着民间借贷行为。
洛阳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国担”的利息是1分6到2分，可以代表洛阳的平均水平。相较于持续的银行存款负利率，“放贷”更能激起老百姓的储蓄热情。据了解，在“国担”案发后，进行债权登记的6581份“资金管理合同”中，最高一笔为670万元，最小一笔仅为5000元。
仅2013年，洛阳连续发生的大华、国担、恒生三起投资、担保公司跑路案件涉及金额就近10亿元。 整个地区神经紧绷，直接反应在市工信局、市处非办络绎不绝的举报电话上。
“2001年，洛阳市成立了首家担保机构，叫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当时还是个事业单位。”洛阳市工信局融资担保科科长付红伟亲眼见证了洛阳投资、担保行业如何成为一个投机者的“冒险天堂”。
在他的印象中，2006年以前，洛阳担保行业波澜不惊，实际作用有限。涟漪出现与2006年连续出台的引导政策有关。当年5月，洛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7月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市财政出资3000万元引导，支持市民营企业服务局、发改委、财政局各1000万元，组建信用担保公司”。
“2006年，一下子成立了3家市级信用担保公司。”付红伟补充道，洛阳市政府同时要求各县财政出资引导成立担保公司。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小企业的生存艰难，促使担保市场急剧繁荣起来。在政府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合力”下，洛阳市担保行业开始野蛮生长，担保公司由2007年的27家攀升至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
与此同时，“准入门槛”更低的投资公司数量更加膨胀。洛阳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底，投资类企业已达380家。
“刚开始，基本上跟着郑州的邦成模式学。”付红伟说。
“邦成模式”最早由郑州邦成投资担保公司创立，后被当地诸多担保公司模仿，因此又叫做“郑州模式”，曾经领军中原融资担保行业。为了进一步规避风险，它的最大特点是“一对一”、“不摸钱”和“透明操作”。
然而，在逐利的欲望中，“邦成模式”终于在洛阳走上了“歧途”。原先坚持的一个投资者对应一个借款人，演变成了“一对多”；为了自律形成的担保公司“不摸钱”，变成了投融资双方的资金都从担保公司的账户上过账。最后，仅仅以高息作为吸引手段，以普通的工商营业执照获得民众的信任。
“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不再是收2%—3%的担保费，而是‘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息差。”李安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业内普遍的运作模式是用比银行高的利息将钱从个人手中揽进，再以更高的利息把钱贷出去。
而在洛阳，更多的投资公司则参照该运作模式依葫芦画瓢。“邦成模式”的变味，揭示了洛阳投资、担保行业“冒险天堂”的本质。
以“国担”为例，记者接触的十多名投资者所持有的“资金管理合同”，均表明“国担”将委托资金用于河南景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可能借贷很多企业，但只挑一两个资金实力强、借贷时间长、知名度大的让客户签。郭国旗曾经说过，一些短期借贷没有必要让客户知道。”国担一名业务员透露。
“国担”案发后，维权组成员自发展开对资金流向的调查，发现8笔借款、2笔投资入股企业的还款能力、经营状况迷雾重重。
“先天不足”的监管
从2011年盛归来担保公司破产、2012年天津私募股权基金出现非法集资问题，到2013年洛阳连续三起投资、担保公司跑路……在全民投资的狂热中，洛阳投资、担保业的危机汹涌而至。
今年8月26日，洛阳市处非办在洛阳日报头版刊发了关于“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答记者问。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是“投资、担保两类公司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接受社会存款进行投资理财，因为其获批的所有证照中，不包括银监会核发的金融许可证”。
市处非办的解答根据来源于，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及2010年3月中国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投资、担保公司作为签订合同的主要一方，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或变相吸收资金的行为，属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国担成立两年了，今年5月还通过了年检，政府总（该）有监督职责啊？说不合法就不合法啊？”杨敏等投资者愤愤不平。
对于投资者的质疑，分别负责监管投资、担保业的洛阳市工商局、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向《民生周刊》表示，他们也颇感无奈。
付红伟介绍，早在2011年，洛阳市政府已经意识到投资、担保业可能带来的危机。市政府采用“不再审批新的投资、担保公司”的方式，切断了“准入渠道”，并且逐步净化市场环境。而净化的方式，即是按照河南省工信厅的要求，自2011年开始，推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来取代旧有的备案证。
洛阳担保行业人士对上述政策进行了解读，意为“试图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减少发证数量来迫使违规操作的公司退出市场”。
然而，140家担保公司、380家投资公司的庞大基数，无疑给之后的清理整顿带来了障碍。此时，政府再想“堵”，已是投鼠忌器。
据付红伟介绍，自2011年8月河南省工信厅第一批《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下发以来，洛阳至今共有35家担保机构获得该证。
“对于未获批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而言，也就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这类非融资性担保机构，我们只能开会约谈，督促检查，要求它停止理财、民间借贷业务，逐步退出市场。” 付红伟进一步介绍，如果减去正在退出的40余家担保公司，目前洛阳市担保公司的数量在100家左右。
对比70余家非融资类担保公司“无法可依”的尴尬，谈到投资类企业，洛阳市工商局监督科科长贾敬献则体会到监管手段的“先天不足”：没有执法权，工商局无法强制查账，也无权冻结公司资产，只能靠公司老板“主动配合”。
他解释道，对于投资类公司登记环节的手续，国家没有设立相应的门槛，与一般企业的登记环节无异。“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能力监管它。像企业年检，是按企业报来的资料为准。”
此外，《民生周刊》记者从洛阳市处非办及工商局了解到，将投资公司“挂名”在工商局下监管，专业性明显不够。对此，贾敬献并不讳言：“在整个工商系统中有多少金融专业毕业的，屈指可数。”
脆弱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每个公司都彻查，那得牵扯多少人、多少资金啊！”一位洛阳担保业资深人士感叹道。《民生周刊》记者发现，除了监管手段的先天缺失，部分洛阳投资、担保业人士认为，政府“暧昧”的监管力度，是为了稳定洛阳经济，避免掀起投资、担保业“挤兑”风潮和多米诺骨牌的轰然坍塌。
7月20日，“国担”案发后第三天，位于“国担”办公室楼下的恒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实际管理者）朱敏去向不明。
恒生公司是洛阳最早成立的担保公司之一，被称为“自己人的担保公司”。2007年9月20日，恒生开业时，洛阳当地媒体称，“我市市民理财又多了一个选择”。
知情人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案发时，恒生负责人在办公桌上留了一张“我借别人9800万，别人欠我1.2亿”的纸条。据专案组9月18日在恒生案件进展情况通报会上介绍，恒生共吸纳315户公众存款，涉及金额9482.31万元。
在恒生投资人张华看来，恒生跑路最主要的原因是7月17日、18日发生了挤兑。“银行应对挤兑都难，何况只是个公司。”
作为恒生的老客户，张华懊悔不已。因为受“国担非法集资”案件影响，他在18日下午曾致电朱敏询问恒生情况。“我说你手里掌握了300多条人命，你可不能跑啊。当时，朱敏肯定说恒生一切正常，她正在算利息准备给我们打款。没想到啊，19号就联系不上了。”
回顾近来的三起跑路案件，部分人士认为，国担、恒生等公司资金链断裂只是偶然现象，不会影响整个洛阳投资、担保行业的发展。
然而，如果算一笔账，不难发现，正常企业的盈利水平每年大多保持在10%至15%，很少超过20%。而投资、担保公司社会吸储成本按月息1分5计算，年利率在18%以上，再以月息3分至5分向外借款或投资。正常情况下，企业如果经历如此长的借款时间，根本无力还款。
在这场“理财”的击鼓传花中，下一个爆炸点何在？谁都无法预知。
（应采访对象要求，“国担”业务员、投资者均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