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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各地均衡配置生源，按学生居住地就近入学，大部分县基本实现了‘零择校’。”7月30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浙江省35个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并将提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最后认定公布。
据透露，督导检查组分成11个小组对浙江省33个县随机抽查学校216所，其中小学107所，初中7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4所；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长、教师、家长座谈会143场；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17327份，回收有效问卷17306份。
择校乱收费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的“顽疾”，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发严重。浙江省公办中小学如何做到基本实现“零择校”？治理这一社会顽疾的难点与挑战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深入到浙江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进行调查采访。
拼的是门路与背景
谈及过往的“风光”生活，金孜红说：“比教育局局长还要牛，市委书记、市长、市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经常找，亲戚多，朋友多，电话多，饭局多，诱惑多，甚至有人把一大摞钱放在办公室里。”
大家之所以对金孜红格外关照，是因为他是浙江省义乌市中心城区一所百年名校的校长，一年级有4个班160个学位，今年报名的适龄孩子达到1000多名。
对于这种“僧多粥少”的现象，金孜红说：“收到的‘条子’上到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教育部，下至义乌市委、市政府以及教育局。各级各类择校的关系与‘条子’应接不暇，有电话不敢接，有饭不敢吃，有家不敢回。”
过去，一些关于择校乱收费的说法也得了浙江省教育厅的官方印证。在瑞安、乐清、义乌等择校乱收费“重灾区”，名校一般会把30%-35%的学位用于招收择校生。个别名校甚至不划学区，学生全部择校，甚至有的学校把桌子与验钞机放在校门口直接收钱。
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附近的宾王中学，学区内一年只能招收到四五十名学生，但学校每个年级16个班的学位不能空，基本上以学区外的学生为主。
“全市一年的‘借读费’就是上亿元。”义乌市教育局副局长葛晓明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禁止择校制度建立之前，名校紧缺教育资源的分配规则往往是靠门路与背景。”
改革的阻力
2011年底，浙江一个县的择校乱收费问题被网络曝光后，公众纷纷谴责这种乱收费行为与国家法理不相符，不仅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且破坏了教育的公正公平，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党风廉正建设与社会和谐稳定。
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11年12月浙江省教育厅会同省政府纠风办、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通知》。
该通知规定除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需照顾的军烈属等极少数人员子女经严格审核程序予以录取外，公办学校在审定的班额内有多余学位的，一律通过公开摇号的办法确定招生名单。同时，对择校乱收费行为一经查实，实行退钱不退人的办法，让乱收费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长期形成的择校利益格局一旦被打破，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公众纷纷质疑“择校限制令”能否真正落实。同时，一些原来择校比例较高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时，大都存在工作迟缓、等待观望等情况。
“教育厅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对中小学校长的乱收费行为进行查处也只有建议权。”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说，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的支持非常重要，对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问题有“一票否决”权。
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局局长林宣富曾担心，实施“零择校”政策两头不讨好。一方面是区领导不接受，另一方面是公众不认同。结果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委区政府“一把手”表态不递“条子”。
对此，浙江省教育厅透露，“对‘择校限制令’公众是赞成的，压力与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只要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思想高度统一，承诺不递“条子”，教育局长与中小学校长们就能如释重负。
杭州市西湖区保俶塔实验学校曾是浙江省直机关子弟学校，现在的学区也包括省委省政府办公地，不过，省直机关部分干部调动后房子与户口都已不在学区内。这所各路关系挤破脑袋都想进去的学校，其校长陈竹根说：“取消择校、杜绝钱权等非正常因素的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保护了一大批校长。否则，围绕择校生而来的各路‘神仙’根本得罪不起。”
缺经费不是借口
“温州市区的中学择校费每年总计7000万元，经济发达的县市每年择校费可以达到上亿元。”知情者向记者透露。
在回应这个问题时，温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安晋表示，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市藏富于民。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利用社会资源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曾被视为一种自力更生的措施。
正因如此，与入校挂钩的择校收费成为不少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知情者透露，过去义乌市择校费曾达上亿元，兰溪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基本靠择校费，温州市甚至有人认为“没有择校乱收费就没有温州教育现代化”。
“实施‘零择校’前，温州11个县市区与义务教育入学挂钩的收费每年约在10亿元。”温州市教育局局长谢树华说，他两次因温州择校乱收费现象被国务院纠风办叫到省里做检讨。
对此，义乌市实验小学校长金孜红感触很深。该校作为百年老校，过去占地面积不足13亩，需要容纳1700多名学生。1999年，当地政府决定投资1亿元建设现代化校园。
对于建校资金的来源，第一次文件规定：市政府投资50%，所处的江东街道投资30%，学校自筹20%。后因江东街道没有钱，又第二次下发了文件：市政府投资50%，学校自筹50%；没过多久，又第三次下发了文件：市政府划拨20%建设资金，学校自筹80%。
政府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又要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最困难的时候金孜红曾经自己垫资10万元给建筑民工发工资。据金孜红透露，过去该校贡献给财政预算外的“教育成本费”达3000万元/年，其中20%返还学校搞基础设施建设，直到2006年学校才把银行贷款还清。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就业压力增大，财政税源增长潜力有限的情况下，缺少了择校费这块预算外资金来源，个别“吃饭财政”的县市在统筹安排教育经费时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人认为，“零择校”以后校长最开心，财政最痛苦。有人则担心，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学校发展面临“吃老本”。不过，在义乌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吴永华看来，社会上这种担忧可能是多余的。
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天禄说，实施“零择校”以后，财政收入失去的预算外择校费，虽然不是小数目，但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这两个城市分别提高了预算内生均办公经费标准。对此，杭州市学军中学校长陈立群予以证实，“零择校”后，地方财政给教育的经费投入更多了。
温州市虽然每年失去了10亿元左右的预算外择校收入，但是谢树华说：“教育经费支出是有法律保障的，根本不会存在把教师工资、生均办公经费与专项建设经费减下来的现象。”
“零择校”倒逼教育改革
“实验学校、重点学校对择校生的收费乱象，与义务教育阶段公正公平及就近入学的原则相违背，同时利用名校变相地从公众口袋中掏钱，把义务教育变成了一种强制性收费教育。”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对这类现象分析说。
择校乱收费的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之间客观存在差距；其次是家长与学生有着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愿望；第三是一些地方办学经费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留了一个“缺口”收钱；第四是教育系统对择校收费的态度十分暧昧，认为现阶段凭关系择校不公平，用钱择校还算比较公平。
“在社会传统的包裹下，教育越来越功利化的倾向是行政主管部门与教育工作者的无奈。”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表示，浙江“零择校”制度在摆脱市俗化，向教育的原点回归。但是，这个过程有风险。
温州蒲鞋市小学校长卓东健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一年给财政贡献上千万元的择校费时，走到哪里办事都很牛气。现在不择校、不收费，教育的事难办了。”卓东健说。
在浙江省教育厅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厅领导提出，能不能照顾子女的读书问题。厅主要领导说：“教育厅干部没有特权，一是向社会的承诺自己首先做到，二是有责任把每所学校办好。”
治理择校乱收费后，一些地方与干部也有意见。原来与兄弟部门沟通、争取支持时，可以帮助安排一两名学生进入名校。现在却没有资源可以交换了。据知情者透露，一位家属问某领导说：“你是不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了，现在家里电话好长时间都没响了。”
实施“零择校”不久，一起学生家长上访事件触动了浙江教育行政部门的敏感神经。金华市婺城区时代花园旁的婺城实验小学，是一所由铁路部门划转地方的小学，基础设施与教学质量相对薄弱。过去，这个高档住宅小区内有钱、有权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市区其他名校，学校与小区业主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实施“零择校”后，时代花园的业主反映，教育行政部门既然不允许择校，那么就必须把婺城区实验小学办好。金华市、婺城区有关部门筹集110万元资金把学校装饰一新，添置现代教育教学设备，并与百年名校金华师范附属小学结成教育共同体，派驻名师任教，才妥善解决这起上访事件。
“‘零择校’带给教育行政部门最大的压力，就是要办优质均衡的学校，满足广大群众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天禄说，较之动辄花一二百万元购买名校学区房，花几万元择一所优质学校属于低成本的事情，经济条件较宽裕的家庭都拿得出这部分钱。这是导致过去“择校热”的原因之一。
“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不愿意主动改革，主要是教育系统资源相对贫乏，为了争取资源与部门利益不惜牺牲公众的利益，破坏教育的公正公平。”刘希平说，“‘零择校’对于保障群众利益与教育公平来说是一项‘加分’制度，但对于个别领导干部来说肯定是一个‘丢选票’的改革举措。不过，在各级领导尤其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浙江教育的法码倾斜到公众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