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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负责，向全体所有者负责的态度，不是高姿态，恰恰是文化传承的基本义务。
鸡蛋和墙的比喻，在描述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永远适用。近日的两条新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玄奘埋骨的西安兴教寺面临拆迁，市民大喊“悟空快来救师傅”；济南万人坑遗址卖给开发商建楼，网友怒骂“替日本人销毁侵华证据”。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两方面都反映迅速，一个马上声明保留兴教寺主体，一个又悄悄把“万人坑”的碑竖了起来。可惜这种“迅速”恰好起到了反证作用：文物保护的决策是多么随意和多变。
其实我们很可理解地方在类似事件上的心态。在市场化的时代、GDP挂帅的年头，文化的价值是要被放在资本公式中计算的。因此，可以变为文化资本的都火了——“文化遗产”的名头洛阳纸贵，“某某故里”的帽子被多地争抢；而不能变生效益的都毁了——齐白石的墓园几乎成了公厕，林徽因、梁思成的故居则被拆得七零八落。在这些常年上演、对比鲜明的文化悲喜剧中，决定文化遗存、古迹命运的从来不是其历史价值，而是其变现的可能、资本化运作的潜力。
“万人坑”与兴教寺的例子都可以用这个道理说明。在前述那套逻辑之下，“万人坑”的作用大概只能供青少年缅怀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或供日本老兵“忏悔哀悼”，这显然罔顾了“21世纪土地最贵”的常识。相反，将这么一大片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则可称得上是今天最“符合常识”的决定。
兴教寺的例子更堪玩味。当地文保部门拆除兴教寺是为了“丝绸之路申遗”，这貌似是“文化”和“文化”对垒，但其实仍是文化和经济战斗。在文物古迹的开发利用上，地方政府会选择最有资本收益的路径来运作。显然，“文化遗产”将带来财政的倾斜、旅游的利好，和巨大的国内外声誉，这些都可以变现，都是政绩和GDP。为了这样的利好，将兴教寺“削足适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这种只重文化资本不重文化价值的态度，也使得日常文保工作变得敷衍和功利化。济南的“万人坑”遗址常年处于“基本无人管”的状态，全靠一些当地群众自发维护，完全不知道哪个部门为这处遗址的维护承担具体责任。而兴教寺则因为没有长远规划，二十年来建设了大量的包括方丈楼、斋堂、僧舍在内的周边建筑，拆迁不但难以厘清原貌，而且会直接导致寺内僧人无法居住的结果。在漫长的时间累积中，每一步事态的发展都变成了不可逆的历史，终于导致了今天这个糟糕的但却在意料之中的结果。
很少有地方政府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文化遗产在历史中流传，由集体创造，但在形式上，往往从属于某一地方。因而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讲，地方政府也应该在享有文化资源的同时，全面承担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责。向历史负责，向全体所有者负责的态度，不是高姿态，恰恰是文化传承的基本义务。别再把那么多珍贵的鸡蛋投向墙壁，你既无力承担后果，也没有资格决定。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