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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非典后，“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被改变，原本经费紧缺、反应迟缓的卫生防疫体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
张文荣是在医院陪伴生病的父亲时被感染了非典。
这么多年来，对于十年前的那场疾病，她一直耿耿于怀。“4月8日卫生部就有文件，要把‘非典作为传染病’控制，为何我们4月中旬住院，医院还允许陪床？”
在她看来，既然确定是传染病，医院就应该有控制措施，允许患者陪床严重违反了卫生部的文件。
和张文荣有同样质疑的，是大部分的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所质疑的其实是非典时期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为何我们没有被告知”
张文荣无数遍地回忆着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因为非典，父亲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守在身边，3个儿女因感染而住在不同的医院。
如果医院严格按照卫生部的通知操作，如果医院有告知是传染性肺炎，至少她们在陪伴父亲时会有所防护。
张文荣不是学医的，也不是学法律的，她对于非典的了解，都是从媒体或者病友那里得知的。她并不知道，一纸通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也搞不清楚这个通知下发到医疗单位时，为何没有按照通知要求操作。
一种基因序列有近3万个核苷酸的冠状病毒在全国蔓延，此时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之所以能在广州、北京等地广泛流行，引发的是更为复杂的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变迁。
据公开资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在2003年1月就接到了广东的报告，并派人前往调查。此时中山市已经有28名病人，其中13名为医务人员，但这一情况并未通过全国监测网络告知其他省份医疗机构。2月， SARS传染到了香港、广西、湖南、四川和山西。
正是因为前期控制疫情的不力，才有了“4·20”事件。
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坦率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很严重。疫情将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
当天下午，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职务。
“4·20”是整个非典事件的分水岭。出人意料的重大决定，瞬间扭转了最初非典入侵时的被动局面。
“非典速度”应急
官员问责之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国务院派出3批督导组赴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督促。
防控非典的财政资金也迅速到位。2003年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非典防护基金，占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15138亿元的0.13%。
4月25日，吴仪副总理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时表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已经开展了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5天后，国务院法制办汇总各方面意见，交由国务院常务会议作最后审议。
5月9日，国务院公布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应急机制的法规条例，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新的转折点。” 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从起草到提交审议，该条例只花了短短半个月时间，开创了我国立法的“非典速度”。
“条例是一个关于应急机制的法律‘蓝本’，为解决未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搭起了完整的法律框架，各级政府可以据此建立自上而下的应急反应机制。”时任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副司长的宋瑞霖，作为主持该条例全程制定工作的负责人，曾如此解读应急条例的作用。
此后，“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被改变，原本经费紧缺、反应迟缓的卫生防疫体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各地应急办陆续建立，疫情信息在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实现共享……
对非典的重视，很快深入到基层。非典时期对于爱去郊区游玩的北京市民来说，体会最深的是除了市内的公园，几乎无处可去。郊区村村有农民把守，非本地人进村一律进行登记，并要当场测量体温，体温不正常者不得进村。
SARS改变公共卫生体系
非典已经过去，小汤山似乎也被人们深埋在记忆中，但由此带来的诸多变化却无法被忽视。
那个春天，一些人的生活被改变，整个社会对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政策、措施也在发生变化。
“一个省长跟我说，非典以前我们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如此表示。
“它使我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军事问题，还有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张雁灵，用“酶”发酵的作用来形容非典的影响。
“SARS之前，基层医院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形同虚设。”安徽省一位县级医院的负责人说，“当年SARS让全社会到了草木皆兵的夸张地步，也是因为缺乏系统的防治体系。”
后非典时代，甲流来临时，有了快速的应急反应。
2009年5月10日22时30分，四川出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后，为“避免恐慌猜忌情绪蔓延”，5月11日凌晨，成都市政府开始着手准备新闻发布会，凌晨3点正式召开。这种“甲流速度”比之前的“非典速度”还要迅速。
更为深层的影响是，非典撬动了中国的医改进程。卫生部前任部长高强把中国的医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以后。“2003年前后，人们对于卫生问题的理解、观察、分析和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
与《民生周刊》记者说起突发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时，张雁灵翻开办公桌上的一叠纸稿：“我正在计划写一本《回望玉树》。”2010年4月玉树地震中，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的他负责一线指挥救援。
救援行动之所以非常成功，张雁灵将它归功于玉树地震半年前，他和同事在银川的一次军地联合救援行动演习。“这次演习就是假设高原上突发一次大地震，军地联合进行医学救援，和半年后的汶川地震场景十分吻合。”
“不过，县级以下的公共卫生系统还不是很健全。”说起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张雁灵似乎更有发言权。除了“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这个称号外，他还参加过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救援工作。
他用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向心性肥大”症。“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这是病态的。”
正是这种病态，使得上级机构很难对基层报上来的数据是否及时与准确进行评估。
真实面对才是最大进步
2003年春天，和张雁灵一样被广泛关注的医师还有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在非典肆虐的4月，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语惊四座：“控制什么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针对疫情防治，他同样有自己的观点。
2008年春天，钟南山曾质疑广州市一处禽流感疫情：“（3月）13日就发现鸡出现非正常死亡，而16日农业部才公布确诊为高致病性禽流感。为什么几个小时就可以监测出来的结果，足足拖了3天？”
2009年，他批评个别地区为证明甲流防控做得好，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他甚至说：“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
201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2009年流行的“甲流H1N1”又出现在北京。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疫情很快得以公布。
北京市疾控中心于2013年1月2日表示，北京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累计监测门、急诊就诊人数超过100万人，流感样病例百分比为2.75%，流感样病例人数为2.8人，已达到自2008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
不仅如此，在传闻刚刚开始之时，北京就在媒体上公开报告两起因“甲流H1N1”死亡病例。两人均为女性，一位是22岁的来京务工人员，另一位是65岁癌症患者。
敢于及时准确地报道疫情真相，这也许是非典后十年来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