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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因为北京话，原本被稀释的老北京人、情、事，再一次浓缩进这个城市。方言保护背后，人们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造成北京话濒危的原因有外来人口增多造成的客观影响，也有北京人对自己方言的主动放弃。
我敢说，全国各地方言之中，唯北京话最为丰富多采，它的形象、厚实、一语双关、俏皮、幽默，尤其是后一点，大概是没得比的。这不是自夸，是和北京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分不开的。现代北京话中仍能找到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朝代的古词；还能找到不少少数民族的语词。比如“嗷糟”（心烦或不净）、“水筲”（水桶），就分别是元明两代的古语。“您”北京人爱称呼的这个词，就是出自蒙古族，“大夫”则来自女真族。同时，北京作为古都，既有上至皇帝的宫廷语言，又有下至五行八作的市井语言，使得北京话雅俗兼备，相互融和。比如“待见”一词，喜欢之意，原是指太监引领臣下去见皇帝，被带着见皇帝，是项荣光的事。而“来劲”这个词则来自妓院。只不过如今人们分不清哪个来自玉宇琼宫，哪个来自下里巴人罢了。这句话最后的“罢了”一词，其实也是从满语演变而来的。这在《红楼梦》一书中常可以看到。
——摘自肖复兴《说北京话》
因为说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何向东的名字最近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在挂掉北京某电视台的采访电话后，这个67岁的老人脸上写满了疲惫。
去年11月末，何向东参加了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语委）举办的北京话发音人遴选活动。凭借对北京文化的长期研究，他的发言引起了主考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世方的注意。因身体原因，何向东最终放弃了成为发音人的机会，却由此与张世方成了朋友，成了一起去电台聊老北京话的嘉宾。
因为北京话，原本被稀释的老北京人、情、事，再一次浓缩进这个城市。方言保护背后，人们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乡音已改
何向东说，他这一代人之所以爱说北京土话，是因为土话亲切；土话之所以亲切，是因为居住的这个胡同和这个院子里的邻里关系。
发音人考试时，张世方曾问过他老北京话里“邻居”怎么讲。何向东没有半点犹豫，脱口答出“界壁儿”。张教授又问：“也有叫‘街坊’的吧？”何向东说：“街坊的范围太大，一个院儿里住对门的叫街坊，一条街上住对门的也叫街坊，可界壁儿单指与你有一墙之隔的邻居。这墙就是‘界’，这隔壁就是‘壁儿’。”
从清政府入关至今，何向东的家族已在北京城内生活了11个世代。何向东当过5年兵，开了30年汽车，1998年因脑梗退休在家。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骑着小三轮车在什刹海附近走街窜巷，对每一条胡同的名字和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谈到老北京话的消亡，何向东将原因归结为经济社会的发展。“ 比如说，老北京管火柴叫‘取灯儿’，这与人们过去点煤油灯取亮有关。现在人们都用打火机，自然就没有人说‘取灯儿’了。”
“但语言背后的家国情怀却并没有因此消失。每一个人都由两种基因决定，一种是生物基因，在你的细胞里；一种是文化基因，在你的语言里。”据北京市语委办公室主任贺宏志回忆，该市语委遴选北京话发音人之初并没有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只是在西城区的各个街道张贴了招募通知。但直至报名期过后，还有热心市民打来电话。
学者们则比百姓更先意识到北京话的式微。早在2010年，北京联合大学讲师房艳红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对北京方言进行了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北京人都表现出对老北京话濒危的担忧。
“54.5%的北京人认为北京话的北京味儿越来越淡了；49%的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更向往普通话；85%的新移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说普通话。”房艳红认为，指望新移民的孩子将来能说地道的北京话，可能性太小。
乡音的消退不仅发生在北京。每到一处，房艳红都会习惯性地做语言调查，结果却并不乐观。“一线城市的方言已经基本沦陷，比如青岛、杭州、福州等地的方言。吴语保存下来的希望在上海，原因在于上海文化的排外性。”
在何向东印象里，老北京话在近30年里的变化比前30年大得多。上世纪50年代，不管老少，老北京土话基本还在使用，即使推广普通话，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是2012年，我这辈人还能说几句。到了建国100年，北京土话没往下传的话，恐怕就没几个人会说了。”
“总的来说，我国的方言保护现状是比较严峻的。”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指出，我国方言种类数以百计，差异之大甚至超过欧洲各个国家。“建国以来，普通话普及的速度非常快，加之人口流动、城市化这些因素，中国方言正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退化。”
根在消失
据曹志耘研究，在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很多弱小语言都面临消亡的危险，而少数语言已经消亡。“城镇化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村庄空了，所以农村的方言就没有了生存的基础。农村人来到城镇，必然要适应城市的语言环境，他所讲的方言可能在下一代就没有了。”
与人口流出地语言空心化相对的，是流入地语言的被稀释。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郭风岚目前正在对北京城区的语言生态格局进行研究。“房地产兴起后，一部分老北京人搬到了城外。老北京胡同没有了，老北京话被瓦解，北京地域文化的根也将随之消失。老北京人还剩多少？大杂院的杂居情况几何？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问题。”
“北京土话存在的基础和环境是什么？是胡同。”何向东的家原本在旧鼓楼大街西侧的西绦胡同。2006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何向东的四合院变成了如今的德胜公园。由于搬迁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何向东至今还在后悔没能把老房里的旧屏风搬走。
邻居们大多搬去了北面的回龙观，何向东却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胡同。他将房子留给孩子，自己和老伴儿一直租住在铸钟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房子只有10平米，老伴睡床，我打地铺。”
西绦胡同的家消失后，何向东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查阅大量史书、资料，结合自己的语言，用一个简陋的摄像机，把醇亲王府、德胜门拍摄下来，做成了一个时长33分钟的纪录片。在拍德胜公园时，何向东录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们西绦胡同的居民，为了我们第29届运动会做的贡献。”
房艳红至今仍保留着北京方言调查时获得的1600余份录音资料。与中国语言有声数据库北京库的调查方式不同，房艳红当年随机采访北京人，保存各种程度的北京话资料。调查时，她严格区分了对方的身份和背景：是不是北京出生、几岁到北京、父母是哪里人、生活在哪个地区、住平房还是楼房……
她通过分析得出，造成北京话濒危的原因有外来人口增多造成的客观影响，也有北京人对自己方言的主动放弃。“主动放弃的原因很复杂。老胡同的拆迁和外来人口的杂居，造成原来说北京话的人群不再稳定，北京味被弱化；另外，由于从幼儿园到小学提倡的是普通话教学，这种导向式的教育影响会慢慢造成人的观念变化，认为普通话代表一个更高的价值标准。”
“中国人的观念传统是认可官方的，官话在语言体系里具备了相当的价值标准。”房艳红在北京胡同调研时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对面的老人发现房艳红在讲普通话时，便开始纠正自己的发音。
房艳红追问：“您觉得说老北京话不好吗？”老人回答：“也说不上不好，就是太土了。”这种回答出乎房艳红的意料。她后来发现，不只是受过教育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从“说话要说普通话，做人要做文明人”到“寻找地道老北京话”；从全力推广普通话，到中国语言有声数据库的启动，国家语委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贺宏志坚持认为，普通话是我国语言政策的基本点，要实现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主体性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全国通用，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国家意识、凝聚力之所在。在此前提下，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
对抗“不可逆”
似乎从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开始，弱势语言的消亡就呈现出一种不可逆的态势。全球范围来看，已经有超过750种语言灭绝。有专家预计，在2050年至2100年间，世界上将有90%的语言濒危。
“美国语言学家菲斯曼曾说过，‘当所有人都说一种语言时，世界末日就来了’。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逆，语言才需要挽救。”郭风岚认为，语言的价值在于，它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文化与意识形态。一个国家文化的丰富性恰恰取决于语言的丰富性。
在官方采取行动以前，民间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上海、苏州等地，吴语已被写入当地教材；在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民间的方言保护意识还没有形成，但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同样在致力于方言的调查研究。
官方行动方面，中国语言有声数据库现已在北京、江苏、上海、辽宁、广西5地启动了项目。然而相较于数据库的保存价值，房艳红关心的是如何让方言“活”下来。
“语言这个东西很特别，它既是物质的，又是非物质的，可以作为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对语言的生存发展进行人为干预通常是无效的，但在中国恰恰相反。”
房艳红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多次强调：“我们首先应该放开媒体的普通话垄断，允许主持人使用方言，这样至少能形成一种印象，即说方言是不可耻的。”2007年左右，一些地方电视台有意制作了一些方言节目，却遭到了官方禁止，也由此在网上引发了相关讨论。“当‘下面’已经自动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有这样一种倾向，‘上面’就应该对此加以思考。”房艳红说。
方言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曹志耘认为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语言政策，如对方言的地位和作用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国有语言文字法，却没有提出要保护方言。语言政策、规划如果还是只提推广普通话，方言保护可以说是很难的。现在学术界、老百姓对方言保护的呼声很高，可以说有点自救性质。”
“其次是大众的语言自觉。以前老百姓对自己的方言普遍没有自觉或自信，恨不得把方言早点丢掉。现在虽然有些改变，但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共识。这种语言自觉和自信一旦形成，很有可能推动政府的决策。”
房艳红现在正从大小的两个方向努力。“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公开场合引起执政者的注意，就像我接受你的采访。其次就是从小处着眼，我正在协助学生成立‘方言社’，鼓励他们多关注自己的方言，也为他们了解其他地域的方言创造机会和条件。”
“成为双语者或双言者”，几乎成了所有学者给出的共同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