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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挽歌永远会与厚重的历史互为共鸣。
据记载，受“文革”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在1968年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1967年下降4.29%，大多数工矿、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
与此同时，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造成大批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积压在城镇，成为当时 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那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现年59岁的唐根荣向《民生周刊》记者回忆说。
事实上，在这场令众多“新生代”难以咀嚼的历史运动中，有近2000万名城市青年走进农村，其中有54万人来到遥远又陌生的东北边陲。他们如同蒲公英的绒伞，散落在北大荒那片肥沃却又沉寂的黑土里。
险被射落的梦
1968年，唐根荣15岁。
尽管生于上海，但在“文革”思潮鼎沸的年代，斑斓的霓虹已经难以寻觅，“红色”浸染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热血澎湃的他，用一把锯条磨成的刻刀，在书桌的一角歪歪扭扭地刻下“永远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几个字。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报道还印有毛主席语录：“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唐根荣跑到当地知识青年报名接收点，希望能到边疆参加生产建设。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工作人员在审阅材料后认为他年龄不符合“知青”条件。
唐根荣告诉记者，自从上了中学，他就从未哭过鼻子。即便那次因为嘴馋偷了家里的粮票去换鸡蛋，被父亲知道后挨了一顿痛打，他也没掉一滴泪。然而，看到邻居家早自己几年毕业的青年都无上光荣地被欢送时，他只能躲在屋子里大哭一通。
“不是因为男孩子的自尊心受了挫，而是觉得没有成为知青的一员，就等于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唐根荣承认，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称谓让青年一代犹同追梦一样奔赴祖国各地。去不上，梦想便被射落，心里的那个结要用几年或更长时间来解。
这个心结让此后的唐根荣自我纠缠着，加上青春期的莽撞，他变得易怒而不思进取。打架、堵锁眼、和家人吵嘴斗气等都是他那时的发泄方式。唯一能让他稍作安静的，是每天花上一分钱，在弄堂口的书摊读上几本小人书。
不可回避的是，“文革”让当初许多和唐根荣一样的青年，错过了汲取文化知识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喜欢看连环画，这样一来，即便遇到不会的字，也不会影响心情。”唐根荣说。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0年。
这一年劳动节刚过，唐根荣的一位同学跑来告诉他，新一批知青名单已经公布，只是没有看清名单中有没有他。兴奋的唐根荣顾不得将手中的小人书还给摊主，就拔腿跑向了学校，害得同学被摊主留下做了“人质”。
在400多人的名单中，唐根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唐根荣后来才知道，他被分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7团（现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管局856农场）。尽管并不晓得要去的地方离上海有多远，但在唐根荣的精神世界里，去了兵团就能保卫边疆，就能有一支钢枪分发给他，于是他越想越兴奋。临行前，他向送别的家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立下如不立功绝不回家的誓言。
北大荒有张床
4天3夜的火车，2800余公里的行程，让平生第一次走出家门的唐根荣和同行的100余名上海知青有些吃不消。
“见有些女知青想家，年长的知青就开始给她们鼓劲儿。”
唐根荣这一批知青中，有来自各个学校宣传队的同学，于是有人拿出口琴、笛子等乐器，演奏了《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曲目。再后来，大家就以学校为单位，开展拉歌比赛。
白天的时光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度过，可到夜间行车，难以入眠的知青们就会窃窃私语。
“男同学会讲看过的英雄故事，女同学大多讲一些父母兄妹的嘱托。也有曾经去过黑龙江的知青，渲染黑龙江冬天会冻死人，一些胆小的女同学被吓得偷偷哭了起来……”唐根荣说，火车上，他在夜里想的还是那支钢枪。
这群上海知青在哈尔滨火车站短暂停留后，沿途经过了亚布力、牡丹江、鸡西、密山直至终点虎林。最终，这支知青队伍由最初的百余人减少到30人。
“每到一站，就有一批知青下车，去往他们人生的第二故乡。”唐根荣从虎林站下车后，被37团派来的卡车接到了团部（现为856农场场部），同批来的还有北京和天津的知青。
宽阔的广场上尘土飞扬，团部领导在一个水泥台上，做了简短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那充满力量且沙哑的口音，与唐根荣熟悉的上海话截然不同，让他几度差点笑出声来。
领导话音刚落，唐根荣想，是不是该发枪了？但他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唐根荣被随后而来的11连指导员点了名，和几个北京、天津知青一起上了马车。马车在泥泞的土路上走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连部。一路上，女知青连呼景致壮美，唐根荣却低头盘算着：“如果到了连队不发枪就打道回府。”
“下了车，好多人从仅有的几栋砖房里冒出来，帮我们拿行李。”唐根荣从口音辨别，这里有天津人、山西人……他们是一年前来到11连的知青。
唐根荣清楚地记得，他到连队的时间是1970年5月23日。那天下午，连里的指导员让木匠把破好的木板搬进男生寝室。在两垛由8块砖垒成的“床腿”上，木板搭成了一张床。唐根荣从行李包中取出一条薄薄的褥子，铺在了上面。
“那张床，是我来到北大荒睡的第一张床。”晚饭过后，唐根荣想早点睡，就拿出一块上海牌檀香皂准备洗漱。同寝室的东北知青将香皂拿去闻了一下，问能否借用，被唐根荣拒绝了。
“后来有知青回农场聚会，还提起这件事，说上海知青小气。其实我真不是小气，是因为当时就带了这么一块香皂。在计划经济年代，香皂是北大荒兵团里的紧缺物资。”唐根荣说。
师者如父
尽管一支钢枪在手是唐根荣的愿望，但在知青生活中，拥有一项过硬本领才是当时连队上下最为推崇的现实目标。于是，3个月基本农田劳动结束后，唐根荣开始有了学习技术的冲动。
“晚上躺在床上想我能干什么，突然，我觉得当个木工也蛮好。为广大知青做些小家具、农用工具应该是件很快乐的事吧？”第二天，唐根荣提了两瓶高粱酒来到连队的木匠师傅家，刚一推门，就看见同寝室的其他知青早已在此排队，他等了半天最终还是退了出来。
“那么多人学一项技术，别说师傅没时间，就算学有所成，以后有木工活也不一定能轮到我。”唐根荣说，此后的半个月里他想过学养殖、兽医，但都没能下定决心去拜师，直到有一天，他从团部回连队的路上，发现了正在保养车辆的拖拉机手。
拖拉机手名叫王炳志，是当时11连乃至全团的机务能手。从某种程度上说，王炳志改变了唐根荣的生活。
据唐根荣回忆，王炳志起初并未理会他的存在，只是低头擦拭着柴油发动机的零部件。直到一个小时后，王炳志抬头见唐根荣还没走，才有意无意地搭了一句话。
“我师傅当时问我是不是知青，我胆战心惊地说是，话音刚落，他就听出我是上海人。”那天他给王炳志打下手，忙得不亦乐乎。王炳志见他人机灵，眼里有活，于是打心底喜欢上了这个上海知青。
那天日落以后，王炳志让唐根荣次日中午到连队的机务场集合，可直到过了午饭时间，唐根荣也没见到王炳志。下午王炳志来到唐根荣的寝室，发现他正在给家里写信，眼中蓄满泪水。
“师傅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点点头。他说，连队就是你在北大荒的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唐根荣激动不已，连向王炳志喊了三声“师傅”。
原来，那天早上王炳志去团部图书馆给唐根荣借书，回来的路上，被其他连队叫去帮忙修理拖拉机，才有了中午的“爽约”。
此后，周边连队的拖拉机手都知道，11连的王炳志收了一个上海知青做徒弟，每年的春播、秋收，两人形同父子，耕作在北大荒那片广袤的田野上。
回不去的家
1979年，知青返城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唐根荣所在的连队。半信半疑的知青起初只是私下议论，待返城政策真正落实的时候，反倒让一些知青犯了难。
“我们有些女知青在政策落实之前已经嫁夫生子，返城对于她们来说已经不太现实了。我们一些男知青更是如此，如果真的返城了，就要背负抛弃妻子的骂名。”
唐根荣告诉记者，参照政策所明确的标准和条件，他是可以返城的。可回到上海又能做什么呢？在他看来，自己唯一的技能就是驾驶和修理拖拉机。上海那么大，哪个单位会用拖拉机手呢？
事实上，1969年至1979年十年间，全国各地共有4792名知青在856农场工作和生活过。此后绝大部分知青因政策逐步落实和放宽，先后回到了他们的第一故乡。
1980年，选择留守在北大荒的唐根荣和当地一名军垦战士的女儿喜结连理。婚后，连队的人们发现，唐根荣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人交谈时，乡音淡了许多；“东北小烧”每顿饭也会喝上二两；每到秋天，他会在爱人的帮助下腌制高寒地区特有的酸菜……
如今的856农场第11连已经完成“撤队建区”，成立了第十管理区。作为管理区党组成员，唐根荣说自己其实没有改变。“当年选择了留守，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今天真的融入了，但我们还是知青。知青其实就是一枚印记，只要烙在了心口，就永远不会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