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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一大批高校不约而同地迎来60周年校庆时，人们关注的眼光也从当下回溯到60年前——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高校变革成为如今各大高校60周年校庆扎堆而至的缘起。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面调整，中国开始了模仿苏式教育体系的改革之路。
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并最终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且一直影响至今。
院系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学校基本沿袭旧制，只有院系并无专业。且表现为重文轻工，多数高等院校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
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大力倡导“苏联模式”。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他认为新中国的高校教育目标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使大学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这一倡议确定了高校改革的基调。自1951年开始，鉴于当时高等学校“不能够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教育部决定按照前苏联的大学体制，对原有高等学校的设置、系科和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自1952年开始，到1953年基本结束。
1952年秋，教育部按照前苏联模式制订了进行院系调整的原则与计划，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从北京、天津开始，陆续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南等大行政区展开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
这次院系调整的原则主要是整顿和加强专门学院，建立由单科院校与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且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工科院校和师范院校成为此次调整的重点。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我国综合性大学减少了41所，师范院校增加了11所。
这次调整新设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一些著名的工业大学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长春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沈阳化学工业技术学校等都始建于1952年。
至1953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共有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文院校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院校4所，少数民族院校3所，其他1所。
专业设置
与院系调整同时进行的是专业设置的改革。民国时代，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通才大于专才，大学应承担培养通才的任务，而培养专才的任务应由大学中的研究院、各级高中级专门学校以及社会事业本身来承担。
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也提出：“先注意于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的基本科目，定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以求合于由博反约之道，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有偏固之弊。”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苏联专家的介入，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的的大学理念开始指导我国高校的发展。1952年，教育部在《全国高等学校调整计划》（草案）中将“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教学行政单位”作为院系调整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我国高等学校参照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建立了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将过去的“通才教育”改为“专才教育”，专业设置上则偏重工科。
从此时起，我国的高校招生由按系招生改为按专业招生。至1953年初,全国高等学校本科共设置215种专业。其中，社会科学专业有50种，内含文科类（含外语）23种，艺术类11种，财经类13种，政法类3种；理科专业一般由各校自行设置，当时设有理科的综合大学共13所，设置的理科专业共18种，即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力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动物学、植物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物理海洋学；工科设有地质、矿业、动力、冶金、机械、电机和电器仪器、无线电技术、化工、粮食食品、轻工、测绘水文、土木建筑工程、运输、通讯、军工15个专业类别。
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工科学生数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例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例最低的国家。
课程改革
解放前，我国高校的各门课程没有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因人而异。
据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便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建国后，教育部在课程设置上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回收了学院一级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上的权力，统一使用从苏联翻译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各门课程都制订了教学大纲并规定基本教学内容，全部课程设置分为四种类型：公共课程、基础理论课程、技术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同时增加了实践教学环节，确定了讲课、辅导 （习题课）、实验、考试考查、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一系列教学环节，增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
1952年，高教部统一组织全国高校教材的编译工作。以清华大学为例，据1954年统计，按五年制教学计划，清华应开课388门，使用中译本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55种，俄文版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62种，其中只有一门课采用的是自编教材。对于没有教科书和参考书的课程，学校组织编写讲义。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苏联著名教育家伊·安·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教育理论最热门的书籍之一。当时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国家还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在学制上，从1952年开始，本科修业时间延长为4—5年，同时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
此外，作为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的措施之一，各大高校从1951年开始设立教研组，并多次召开教学研究会，讨论教研组建设和制订教研组工作计划。如清华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后，全校共设立38个教研组。随着学校发展，教研组数量逐渐增加，1954年全校教研组有46个，1955年达到48个，1956年增至65个。从此，我国高校逐步形成了学校、系和教研组的三级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