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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工业园区建设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然而，由于工业园区多是各种企业集群，污染治理与排放问题成堆，遭到社会舆论“诟病”，有的甚至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1999年，我国在工业园环境治理方面，引进了生态工业园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园概念，并启动了生态工业园试点。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发布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从当年9月1日起，我国生态工业园区依照三项标准进行建设、管理和验收。随后，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又经过多次修订。
标准公布近6年来，工业园区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得到很大程度地解决。“目前，国家层面的工业园区极少出现环境污染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县（市）、乡（镇）一级工业园区。”日前，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察诉讼部部长马勇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环保部主管的非政府组织。作为该组织法律中心的负责人，马勇常年与“环境访民”打交道。2010年，马勇的团队曾针对工业园污染问题，做过一份《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集纳了工业园区污染问题，为控污治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马勇看来，工业园污染问题转移至基层工业园，治理难度较大，防治工作需下行，进入“深水区”。
村民“谈园色变”
近日，有多位读者向媒体反映，山东滨州市无棣县柳堡乡工业园区附近经常有工厂夜间排放废气，导致附近大片棉苗受污染而萎缩。附近村民对此叫苦不迭。
7月初，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据记者调查，该区内富滩工业园企业长期排放工业污染物，导致周边部分儿童“铅超标”，引起村民恐慌。尽管当地环保部门紧急叫停了相关污染企业，但是并未打消群众的疑虑。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盐宝河沿岸有一个龙冈“生态园区”。这个“生态园区”是一个产生大量有毒物质的化工园区。调查显示，附近新岗村在最近的七八年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谈园色变”的事例屡见不鲜，常常见诸报端。有媒体在报道类似污染事件时，甚至用“工业园区污染后的未来：无解”这样的标题来表达其污染的严重性。
部分环保人士和专家也指出，不少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出于对GDP增长的需要，在引进工业企业以及建工业园时，在观念上不重视甚至忽视污染源的防治。一些重污染企业被轻易地允许建设和开工，其环保审批及测评甚至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工业园成为“污染避风港”，结果导致环境污染，给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省级以上开发区逾2000家，其中各类国家级开发区超过200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乔琦介绍，目前，全国各类工业园区、集中区和集聚区数字接近7000家。
这样算来，县（市）级以下工业园总数可能达5000家，污染源头范围较广，所占比例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环境信息不明
马勇曾在《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列举了造成污染7个主要原因：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环评审批和“三同时”执行成为“表面工程”，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设施形同虚设，环境纠纷隐患突出，污染转移现象严重，环境执法监管不力，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马勇还提到，环境信息不公开是导致群众对污染问题敏感，以及对政府公信力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5月，《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颁布实施。环境信息公开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
从2012年初开始，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历时半年，对27个省、自治区80个城市的环保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6月30日，义派发布的“城市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在获得的63家环保局的环境信息公开答复中，对污染物超标企业进行公示的仅有8家，公示率仅为13%；对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企业公示率就更低，不及5%，仅有两家予以公示。
对于工业园区的环保数据的公示，王振宇表示，虽然此次调查并未针对工业园区，但是对于地方重点排污企业的信息公开也不够。
该报告显示，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信息公开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地方环保部门一方面缺乏公开动力；另一方面也未形成固定的统一口径和公开规范。这导致公民、社会组织获取政府环境信息成本高。
王振宇介绍，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过程中，通讯地址无法查询、有误或不完整；环保局电话接听人态度大多恶劣，或者电话永远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等均可能使得申请落空。
“公开环境信息是公众有效参与环保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缺乏制度的硬性约束，导致公众获取信息存在一定障碍，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环境执法也难以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时任国家环保部副部长的潘岳在办法实施之初曾公开表示。
打造生态工业园
关于工业园污染，马勇还提到，环保审批程序并不能完全遏制污染问题的发生。此外，马勇表示，尽管建设生态工业园的概念和标准已经出台，但是有的工业园名义上为生态工业园、循环经济工业园等，实际上仍未达到真正环境评测达标的标准。
今年4月，马勇刚刚代理了安徽铜陵循环经济工业园环境污染案件。马勇介绍，铜陵循环经济工业园是安徽省首个循环经济工业园。
然而，据当地居民反映，园区的许多企业都直接将污水偷排入长江。园区外的梅塘新村有1700多户近8000人居住。“因为害怕污染，有钱人、年轻人差不多都搬走了。”该村居民反映，入住工业园的基本上都是有污染的重化工企业。
2011年，马勇所在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还收到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八江乡高家村、梅南村等村村民投诉，反映永丰工业园内长期排放含铅废气，致使当地村民，尤其是儿童血铅超标，对当地多个村庄数千人的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而据了解，2010年底，《江西永丰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建设规划》刚刚通过。
尽管如此，马勇表示，他并不否定生态工业园推行以来工业园区建设在环保方面所取得进步。
乔琦是中国环保界中生态工业园的主推者之一，他曾经主持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规划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建设生态工业园是必由之路。
“建设生态工业园，是解决工业园区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乔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面对新的形势，许多开发区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设想。要把生态工业园区这一新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作为二次创业、解决土地和自然资源制约的优先途径。
据乔琦介绍，截至2010年10月，已通过批复正在创建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达到42个。其中，涉及钢铁、能源、电解铝、氧化铝、制糖、造纸、化工、矿山开采、炼焦、环保产业等行业门类；包括对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生态化改造的工业园区，及新规划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
乔琦说，根据环保部颁布的标准所作的定义，生态工业园区是通过理念革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把不同工厂、企业、产业联系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在创建生态工业园的过程中，我国的工业园区通过开展管理减排、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明显绩效。
乔琦举例，如上海莘庄工业区，通过采用集中供热、清洁能源以及绿色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低碳产品，使得园区的单位GDP净碳排放量由2006年的0.29吨碳当量/万元，下降为2008年的0.12吨碳当量/万元，低碳增长效益非常显著。而苏州高新区，通过实施索尼、宝化炭黑、日本电波、华奴迪克的中水回用项目，吉化安利、苏钢5号口的提标改造以及新建浒东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工程，使得园区在2009年实现COD（化学需氧量）减排1227吨，SO2减排1500吨，实现了节能减排的总目标。
“这表明我们走建设生态工业园区这条路走对了，今后还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乔琦说。
配套处理水气污染
针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记者对于建设以及防污治污设备成本表示了忧虑，而马勇和乔琦的观点几近一致：关键是理念的进步和管理的到位。
“资金问题不是最关键的理由，县（市）一级工业园区也能做到。”马勇说。
据马勇介绍，目前工业园污染主要集中在“化工园区”，其中冶炼、医药、印染等化工业污染最为严重，主要污染对象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
马勇特别提到，建设工业园区，首先要有针对水排污企业的工业园区统一的二级水污染处理厂。这需要在园区规划时就设计好。污水在企业处理这一源头经过预处理，排到园区污水处理厂，就能有效减少水污染问题。
如果污染治理设施或闲置不用，或间歇运行，园区企业污水偷排、直排现象难以避免，污染治理设施就成了应付检查的表面工程。
作为园区污染的末端处理单元，工业园区内的污染治理设施承担着保证园区排污达标的把关作用，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设施未能有效地被利用，不仅造成了大量投入资金的浪费，更使工业园产污失去了最后一道关卡，肆无忌惮地排入环境中，造成严重的污染。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叶正芳日前接受媒体采访也直言，目前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相当部分是“过水厂”。由于工业园区产品种类多，排放污水不均衡，水质、水量变化很大，而污水处理工艺大多采用活性污泥法加上混凝沉淀或过滤。污水处理厂设备和工艺都有待完善。
不仅如此，部分工业园区存在环境监测设备不足的问题。一位做环境测评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映，相比于独立企业，目前工业园区的企业环境测评设备并不受欢迎，因为“需要政府推动，企业购买，工业园区很难有统一要求，企业则对此比较冷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