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要改名?
近日,浙江省政协委员宫毅建议,把“农民工”称谓改成“外来务工者”、“新某某人(如新杭州人)”、“新居民”、“新产业工人”等。早前广东、河南都表示要改变农民工称谓,深圳提出叫“援建者”。
扬子晚报:
关心农民工别变成“改名比赛”
网络上类似的改名征集,也不胜枚举。似乎关心农民工,就是改称谓,以致几乎成了一场改称谓比赛。名字上纠结过头,变成了伪关心。
如果主观涂抹了贬义色彩上去,那么需要改变的正是自身的观念,否则,不管给“农民工”改怎样的称谓,这种歧视仍然存在。现在“农民工”几乎是不平等地位的代名词:工资低经常被拖欠,工伤事故得不到保障,加班没报酬,劳动条件恶劣……但这一切并不与“农民工”的称谓有关。如果不改革根子上的东西,即使改变称谓,也不会让他们得到任何实质上的好处。
一个称谓背后的群体命运,才更应令人关注。就如当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改革开放后谁还这么叫?不是大家不叫了,而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都大幅提高了。
因此,纠缠于称谓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毫无意义。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并改变他们的命运,还不如大家都来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维护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地位,让他们在城市里不仅安居乐业,更能发挥自身的价值。
(钱夙伟)
“好心”没“好报”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胡局长,因私分公款被职工举报。宿豫区领导责令其退回公款,并对此事做出处理。胡局长召开全局大会爆粗口,质疑举报人没有良知,没有道德,不讲道义。
钱江晚报:
吃肉与骂娘
胡局长的愤怒源自一种错觉:有钱分你还不高兴,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可惜他忘了自己分的是公款,纳税人有权对公款处置发表意见。
可怕的是,如此“吃肉逻辑”并非胡局长独有。一旦手握权力,便常常忘记了权力是谁赐予的。本应运用公权力为民服务,却被“胡局长”们解读为是“我”在给你肉吃、向你示恩。比如很多保障房项目屡屡被曝出质量问题,面对批评之声,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却常冷漠以对。这种冷漠背后恐怕也有“吃肉逻辑”的影子:我都给你房住了,你还有什么好骂的?
可是老百姓不仅有“吃饭”的权利,也有“吃肉”的权利。“吃饭”是生存权,“吃肉”是发展权,这两项权利难道不是政府要全力保障的吗?住保障房也算不上“吃肉”,只能算“吃饭”而已。饭做得不好,还听不得别人抱怨几句?
再进一步说,就算真让老百姓吃到了肉,难道人家就没有骂娘的权力了?能让人吃到肉是能力,能听人骂娘是胸怀,有此能力又有此胸怀者,方才配得起“公仆”二字。 (董碧辉)
崔永元主持打工者晚会是真慈善
崔永元缺席了近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到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
一场所有经费“也就千八百块钱”的晚会能够请来崔永元,这是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不过,崔永元还是接受了邀请,甚至在中国慈善年会与打工者晚会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之前,崔永元就曾在微博上曝光8位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的人冒充乡村教师,参加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引起轩然大波。当慈善家一再标榜自己的慈善事业如何伟大,但真正需要慈善救助者却只能空有叹息时,我们需要像崔永元这样的人。用尖锐的视角审视慈善事业迈出的每一步,才能逼着慈善真正行善,而不是趁机作秀。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慈善,公众需要怎样的帮助,从来都不会像神话小说那样,做一个奇异的梦就能获知。真正的慈善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而应多接地气,多去需要救助者的身边感受慈善对人生与社会的改变。从这个角度说,崔永元弃光鲜的中国慈善年会,去主持只有200名观众的打工者晚会,是在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慈善。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作者:张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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