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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逼人超生”还是“劝人超生”，都反映了当前农村计生形势的新动向。
日前，有媒体曝光河南省邓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文件，对各乡镇办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任务指标，有村民认为此举是“逼民超生”。随后，邓州市宣布已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审计局等单位组成的调查组介入调查。邓州市计生委回应称，文件是2010年第三季度下发的，过后就不再执行，虽然目的和初衷是好的，但在部分乡村干部中产生了消极负面效应，为此，邓州市在今年年初已进行彻底整改和纠正。
计生委发文下达“超生任务”，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也并非个例。
我一位河南的乡下亲戚，是村里的兼职计生干部。她亲口告诉我，现在的主要工作，竟是动员年轻夫妻生二胎。在当地农村，并未实行严格的一胎化。只要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生育一胎后满五年，还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只要交纳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正常上户口、分土地。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增多，抚养压力增大，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当下农村，只要一个孩子的已很普遍。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很多人就不准备再生了，如果是女孩，可能还会再要一个。这种“自主选择”的计划生育，令农村计生工作不再像以前一样，成为“天下第一难”，但也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比如，让本已失衡的男女出生比例、城乡出生比例进一步拉大，不透明的社会抚养费征缴，也容易滋长寻租空间。
计生部门下达社会抚养费指标，是有现实背景的。乡镇机构改革之后，基层政府的财源受到很大影响。很多没有企业、缺乏资源的乡镇，主要收入来源，除了财政拨付的办公经费，就是俗称“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了。以亲戚所在的乡镇为例，一年下拨的办公经费只有二十来万，乡镇干部好几十号人，养人养车都不够，而超生罚款可以收到六七十万，反倒成了主要财源。
按照规定，县市计生部门才有权限直接征收社会抚养费，乡镇和街道只是代收。而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必须全部纳入国库，列入预算管理，用于计划生育事业。但是，由于基层干部更熟悉情况，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最终“代收”成了主渠道。同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并不透明，导致相当一部分充实了乡镇的小金库。所以，基层干部往往对超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动员年轻夫妻再要一个娃。在一些农村，“一对夫妇一个孩”的口号，已经悄然换成了“一个太少，两个正好”。花钱买个“超生指标”，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交易。
在“一胎化”尚未松动的背景下，这显然是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实违背。交钱就可以超生，不仅违背社会抚养费征缴的初衷，也容易滋生腐败。红头文件“逼人超生”，更是对政策严肃性、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伤害。
无论是“逼人超生”还是“劝人超生”，都反映了当前农村计生形势的新动向。因此，这一事件不应以当地的所谓“调查整改”轻掩过去，而应该从中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一，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至少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印象和口头争辩中，要有脚踏实地的考察和研究；其二，社会抚养费的征缴乱局，连带引出了乡镇财政状况和财务透明问题，这些领域的改革远未完成，需要进一步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