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时代的副食店

    近日我在整理杂物时，无意中发现了由北京市二商局于1991年颁发的，我家曾使用过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翻开第一页，上面盖着填发单位的大红印章和长条章；第二页至第三页的各个栏目里依次印着：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此刻，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副食商店的影像，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街口的副食商店，回想起来感觉是那么近乎、亲切。有多近呢？这么说吧,家里要炒菜了，座上锅后发现没酱油了,马上拎着瓶子去打回来，还赶趟儿。

    副食店坐南朝北，有东西两座门，营业面积将近二百平方米。其经营布局呈回字形，按商品大类设有牛羊肉、蔬菜、熟食豆制品、烟酒糕点、茶叶、副食调料、大肉、水产等柜组。还附设了一个经营针头线脑、信封邮票、手纸香皂等生活必需品的日用百货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称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仅副食店就包揽了5件。特别是在上世纪的六十至九十年代里，大部分商品都是凭票凭证供应，副食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那时的副食店统归国营。所经营的食油食盐酱油醋，麻酱黄酱乃至白酒等商品，大都是用铁桶、大缸或是坛坛罐罐装盛。人们买东西大多带着瓶子、饭碗、小搪瓷盆儿等容器。售货员出售商品则是个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细致活，必须会熟练使用各种计量规格的铁质或木质的提子（打酱油、醋及白酒），以及夹子（夹酱豆腐、臭豆腐及咸菜）或勺子（打芝麻酱、黄酱及韭菜花、辣椒煳）。唯独零售食油省点事，采用一种类似压水机式的自动售油器，将油从大铁桶里直接抽压到顾客带的瓶子里。但食油遇低温会凝固，赶上滴水成冰的冬三月，售货员还要将油桶推到店里用于取暖的大号铸铁炉子旁，给油回温。我常去副食店，但儿时最得意的就是拿着全家九口人的购货证，去买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的麻酱，因为能在回来的路上偷吃两口，还不会被妈妈发现。买回来后，我还要留意妈妈把麻酱放在哪儿，以便找机会再解解馋。那时二锅头白酒也兴零打，最便宜的才一毛三一两。但爸爸不喝酒，我只是闻过酒香，却不知酒辣。一天，正碰上胡同里的小伙伴扬三儿给他爸打酒从副食店里出来。“让我尝一口行吗？” 我说。他很爽快地把酒瓶递过来。我一扬脖，咕咚一下，好像喝下去的是个大火球，顿时感觉浑身燥热，嗓子和胃里火辣辣的烧得慌。有生以来头一次领教了二锅头的厉害。

    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记得一天下午在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后，人称“小豆包”的组长古志奇，从他家抽屉里拿出十元钱说，“今天我请客，咱们逛副食店去。”一听这话，我和同组的其他三位同学都来了神儿。到了店里，“小豆包”没含糊，先买了五根小豆冰棍，五瓶北冰洋汽水。待吃喝完毕，又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带橡皮头的铅笔和一个练习本；最后还买了五把滋水枪。大家商量好，一会儿回去打水仗。可还没等走出店门，我们便被几个售货员叔叔给围住了：“说，你们这么小的孩子，哪来的钱，家住哪儿，把家里大人找来!”立马，我们全都吓懵了。也难怪，十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够一个人的月生活费了。一小时后，“小豆包”的妈妈赶到了商店。结果可想而知，吃了喝了的，没法再吐出来，但滋水枪等都被退回了商店。

    说来，副食商店里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正对着商店西门的熟食豆制品柜台。那时，粉肠五毛钱一斤，豆腐丝四毛钱一斤。这两样儿都是我平时最爱吃的，只要兜里有了零花钱，哪怕只有五分或一毛，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买上一二两粉肠或是豆腐丝，享受那绝佳的美味。为了换点零花钱，我把家里卖废品的差事包了。什么废铜烂铁、书本报纸、牙膏袋、玻璃瓶等等，攒点就去卖。有一次竟将蒸锅里的铝篦子当废品给卖了，害得妈妈蒸包子时抓了瞎。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看见房管所为我家修房子的瓦工师傅，中午饭一顿吃了一斤豆腐丝。心里羡慕的同时，我就暗下决心，等我将来挣了钱……

    1970年春节，同院的管大哥结婚办喜事。那个年代限于经济条件，办喜事儿也就是在家里摆上几桌。鸡鱼肉蛋菜，烟酒糖糕（点）茶，除紧俏菜非要跑到西单菜市场去买以外，大部分在家门口的副食店就置齐了。而管大哥婚礼上用的烟酒，是集中了全院八户人家的购货证才办妥的。当时按证供应的香烟品牌有大前门、恒大、牡丹；白酒品牌有洋河、双沟、四特。且都是属于年货特供商品。

    婚礼在今天看来已成笑谈，是日上午十点，全院老少齐聚院中。“今天是新郎新娘大喜的日子,首先让我们大家共同敬祝伟大领袖……”在司仪的主持下, “文革”时那一套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成了婚礼的开场白。

    仪式结束后，全院三十多口人，挤在新房里可就开了斋。由于人们肚子里缺油水，过年时按人头凭本供应的三两瓜子和半斤带壳花生，根本不够塞牙缝的。幸好副食店里已有议价（一元五角一斤）的五香花生米不限量供应，管大哥边招待大家，边照量着，不时的拿钱让同院的小齐、小久去副食店买回花生米，前后三四趟，到中午喝喜酒前，十几斤花生米和几斤杂拌糖已被风卷残云般地消灭了。

    当年，由于市场供应短缺，购物排长队的现象屡见不鲜。副食店里来了豆腐要排队，来了带鱼要排队，甚至来了新鲜的黄瓜、豆角、莴笋等都要排队。以至蔬菜柜组不得不从店内搬到了街上，并在几棵高大的古槐树下搭起了售菜大棚。菜棚子就在我家小院的南山墙外，每每听到喧闹声，便知一定是有菜运到，人们又排上队了。这时，邻居中定会有人回院报信，“来豆芽儿了”，“来扁豆了” ……院里的人们闻声，便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迅速出动。一次，来了辆130小货卸下了不到半车莴笋，顿时被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排队者不下百人，同院的兰大爷也在其中。但是当排到老人时，就剩下细小棵的，老人想从中挑几棵，又被制止。结果，怄了一肚子气的老人提着一兜莴笋刚回到院里，便突发心梗，腿一软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几十年中，副食店最壮观的场面，当数冬储大白菜战役。每年的11月3日至15日，市运输公司的运菜车辆，会在夜间源源不断地从顺义、大兴等产地驶来。这时店里从书记、经理到全体员工就要齐上阵，挑灯夜战连轴转，这边卸车，那边码垛，整条街道和附近稍显宽绰的胡同里到处堆起了白菜的长城。那时零售大白菜分三级：一级三分五一斤，二级二分八一斤，三级二分钱一斤。人们为了能买上可心的要吃一冬的当家菜，夜里三四点钟便裹着大衣、棉袄在街口排起了长队。一直要排到早上九点，待开票登记交了钱，再在售货员的引导下，来到摆有地秤的菜垛旁，听候叫号约菜。在冬储大白菜上市的半个月里，各家各户的门前窗下，甚至院里的过道儿上，都晾着或堆起了白菜。这时，有经验的人家要是吃馅儿，就会去售菜点儿捡回那上好的菜叶，包饺子，烙馅饼，蒸大菜团子和包子，既节约又实惠，保准不会有人叽笑你。

    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记得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当冬储大白菜的日子再度到来时，肩扛车拉往家搬大白菜的盛况就已难见到。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倒是另一番十分有趣的情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几人一组，蹬着或是拉着满载大白菜的三轮车、平板车，走街串巷边吆喝边挨家动员居民买菜。记得有一年，市政府有关部门还专门就冬储大白菜，向市民发出了购买“爱国菜”的动员令。

    如今，超市、早市、便利店早已遍布社区。但那曾经陪伴人们走过几十年峥嵘岁月的家门口的副食商店，以及大刘、小姜、冬玲、老马、杜书记、扬经理等店里众多员工辛勤劳作的身影，却在我心中留下难以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