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移民成为成功者的选择,梦想希冀的彼岸,移民就不再是一个私人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隐忧。
移民其实就是人的流动,从属国移出,移入另一个国家。包含了移入和移出两个方面。但移民与之国人,其实是一个输出的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移民潮,这波移民风潮呈现的并非波浪型起伏状态,而是以平稳的状态一直持续。最早是1980年到1985年间留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移民,到80年代末期混杂偷渡等非法手段的底层劳工移民,还有2003年先后兴起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虽然方式不同,但是本质上有一个极为相似的目的——带着对另一个国度的某种预期,寻求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移民始终都在作为移出者的私人问题而低调运行。
然而,2010年6月,世界主要移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相继翻倍提高投资移民的资产门槛,这一现象引发了媒体广泛的关注,甚至有人直指这次涨价针对的就是大量中国移民。按照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阐述的原则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化过程中,人才、资金、技术的流动应属于正常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移民促进了资本和人才的全球化的优质配置。只不过,中国的财富移动方向和奈斯比特所指的方向背道而驰,逆流到了更加发达的地区。本来只需公民的个人意愿和能力与被移民国家许可的简单事件引发了国人的担忧,担忧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高端精英们带着中国的巨额财富飘向大洋的另一面,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是地中海沿岸某个不知名的国度。如果说留学移民和劳务移民多少都混杂着在本国生活的无奈和辛酸,是一群背井离乡的“异客”,那么,这批掌握雄厚的资本或者高端知识的移民群体就可谓是带着大批嫁妆的“公主”了。
中国是不是在练只赔不赚的“嫁衣神功”?于是,这场由新贵阶层和高级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富豪移民潮成为了一个公共议题,这个群体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高调”起来。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显示有多少新贵阶层移居海外,但按照京鑫豪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陈艳香提供的一组美国BE-5投资移民申请数据,我们可以管中窥豹。2005年申请人数只有332人,到了2007年申请人数为776人,截止到2008年申请人数已达到1257人,2010年申请人数已达1955人,尽管移民费用价格不菲,但从2005年开始移民申请人数却翻倍增长,到2010年申请人数增加了几乎6倍,显示了这个群体数量上的趋势化发展。一时之间,“中国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的资本大规模迁徙”的说法甚嚣尘上。到底是什么让富人们趋之若鹜?真的相信“月亮是国外的圆”?还是另有考量?
国际版的“孟母三迁”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在国内已经功成名就的精英们坚定地选择移民?陈艳香认为主要还是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陈艳香算了这样一笔账:以留学的方式让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私立高中的学费一年需要40到50万人民币,再加上上大学的费用,基本和投资移民所需要的资金相当。而且,孩子上大学的选择面相对也小很多。如果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让子女加入到美国国籍,上大学的费用不但大大减少,孩子能选择的自主性比较大,也会更适应外国的环境和人际关系。
对于为什么孩子一定要接受国外的教育?陈艳香给出了一个站在母亲角度上的答案:“第一,我自己来北京已经很多年,也买了房子车子,可以说已经在北京生根。但是我仍生活在北京社会资源的外围。举个例子,我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会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要交保险钱,而我不用?这还是很小的问题,将来孩子考大学必须要回户籍所在地,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学校的配置不一样,教育方式和资源配给都有本质的不同。国外的学校平均三个老师照看十个孩子。如果做解剖实验,中国三五个孩子会得到一只青蛙,国外孩子一人一只青蛙,不够还会再给你一只。第三,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学校,国外孩子相对容易考上。或者说,国外会营造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培养孩子创造性的思维。”陈艳香也直言会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
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传承,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父母的选择和努力方向,大多数移民者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国内,只有太太和孩子会在国外生活。当然,孩子不会是移民的唯一原因。当资本运作到一定程度,“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规避投资风险,是无可厚非的选择。“据我所知,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生意全盘转移到国外,在国外的投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带动国内的事业,提高国内企业的知名度。”陈女士说。
另外,面对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压力,众多新富阶层对资产的保值增值有更强的需求,而国内某些领域的投资渠道相对狭窄,一些条件不够优越。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国家优越的养老保障体系、宜人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食品安全检验让国人向往。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富人争相移民,是由于国内欠佳的投资环境,想投资的行业被垄断,能投资的行业不挣钱,结果只能选择离开;也有人觉得这是“障眼法”,其实是某些权贵阶层转移不合法财产的一种手段,或者富人们担心与其不知某一天突然“被均贫富”,还不如转移资产到国外“享福”,理由不一而论。每个原因似乎都有很确凿的立场。然而,离开的主体到底是怎么想的?离开的真实理由又是什么呢?“如果从直观上来判断,我觉得为子女上学的原因至少占到60%,鉴于国外优异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养老制度的占20%。至于,转移不合法资产的,一定会有,但是主要移民国家都有非常严格的资产审查制度,所以‘非法资产转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吧。”陈艳香说。
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查问卷显示:为了安全感,为了躲避“仇富”而选择移民的占7.7%,为了投资而移民的仅占1.1%。而为了外国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以及生存环境移民的占42.5%,想在优质的自然环境中健康地生活的占26.5%,为了事业或工作需要而移民的占1.4%。
姑且不论这份调查问卷的权威性有多高,是否足够可信,都是一份值得思考的佐证。移民是作为人极具自我意识的主动选择,代表了移民者对生活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期待。人是一种天生向往幸福的动物,在这一点上,无论穷富。而移民者所有的期待恰恰又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提供给人的要素。
迁徙的风险
但是,移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美国EB—5来举例,2010年,批准的“正式绿卡”有274个,56个被拒签,占到总额的17%。对于被批准的移民者来说,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批准下来之后是否要接受入籍也是个让人纠结的问题。陈女士坦言,她经办的客户中至少有五分之一选择了回归。“国外的确在法律法规上比较完善,但是生意是非常讲究人脉的一个行业,还有就是语言问题,再完善,你沟通不了也是毫无意义的。”
只要是投资,那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还是以美国为例,每一个申请投资移民美国的人,除了要交付 50万美元的投资金,还需支付给中介机构 10万元人民币的咨询费,以及1.5万美元的律师费。同时,美国项目方也会向申请人收取3万到6万美元的项目管理费。但是这个项目是否赚钱, 5年之后是否会全额返还先期投入的50万美元,是无法预期和被保证的。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失败,投资人的申请会被判为无效,也不会有第三方来承担投资人的损失。更直白一点,就是申请移民的投资者会血本无归。
在选择移民的同时,移民者也选择另一种全然陌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结构。经历一个漫长的适应期之后,仍然不适应。
这是人在自主选择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国籍是人类社会身份认同的最根本的标签,是人在面临巨大危险时最为可靠的港湾。虽然人们暂时选择移民,但是仍会眷恋故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中国在不断地进步,我们可以看见它蓬勃的生机和节节攀升的经济指数,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裂层,经济指数并不是幸福指数,甚至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成正比。人们徘徊在幸福感的缺失和不安之间,对未来不抱有乐观的预期。
对故土的眷恋不能留住富人们离开的脚步和非富人的愿望时,这就迫切需要一个社会认真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