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我们总是在地理频道观看国外科学家拍摄的奇异地理与自然景观，感叹中国缺乏这种人类最原始的冒险家精神。然而，真实又令人难以置信，在焦虑与消费主义盛行的都市里，一个穿着军绿棉大衣、胡子拉碴的半百爷们儿，让你很难将科学家、独立探险家、环保志士这些名号与他联系在一起。
他就是杨勇。
初识杨勇
杨勇，成都人，已过知天命的年纪，2010年6月28日到12月10日，杨勇带领由6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对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亚洲6大河流源头冰川：长江当曲源、格拉丹冬冰川，怒江源澜沧江源（未达冰川）、印度河源、恒河源、雅鲁藏布江源以及藏北内流区的普若岗日、阿木岗日、藏色岗日、查多岗日、冷布岗日冰源，喜马拉雅东、中、西段冰川，念青唐古拉冰川进行了考察，行程4万余公里，探险考察足迹遍布西藏所有的县。
从2006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察研究项目以来，杨勇在野外考察400余天，行程12万多公里。西藏找水，只是杨勇找水的一小部分行程。
1955年出生的杨勇似乎与江河山川有着不解的缘分，1977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地质系，1981年被分配到攀枝花矿务局从事地质环保工作。1986年他发起筹备长江科考漂流探险，并参加了长漂活动。从这次著名的“长漂”，到1998年的雅鲁藏布江漂流，杨勇还曾徒步考察金沙江、雅砻江，全程考察雅砻江的自然生态环境。1999年赴可可西里考察沙尘暴，与美国峡谷专家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并赴可可西里、新疆考察……杨勇几乎已走过中国境内的每一条河流。
20多年来，他自筹经费，组织科考队，在西部青藏高原长江源区、新疆、西藏、四川等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合理有效利用江河进行水电开发和生态环保提供科学依据。
长年游走在高山峡谷间，杨勇每年都要离妻别子，为了考察长江源区冬季水文情况，甚至连年都是在条件艰苦的野外度过的，而每次探险过后就是长时间的经济困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就会到处“磨嘴皮”去寻找资助，然后开始又一次的野外考察。
很多人问，究竟是是什么支撑着杨勇如此疲于奔命而又乐此不疲呢？
职业还是生活？
在一些朋友的印象里，杨勇有点像唐吉柯德。因为，作为民间声音、民间观点，他一直固执地坚持着苦行僧式的考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哪怕最微弱的声音，不管结果和付出有多么大差距。
杨勇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这就是我的工作、我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另一方面，就是那种探索未知的欲望，以及有关水资源、气候变化和西部开发的问题，都吸引着他。
在很多喜欢探险的人看来，野外考察，虽然艰险，但有关野外奇异美景的描述也让很多人神醉。艰苦也就不算艰苦。杨勇和其他探险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热爱科学、并且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人。身处在青藏高原的湛蓝晴空之下，看着远处的唐古拉雪山，内敛的杨勇会忧郁地说，“澜沧江、怒江、长江占世界大河水量的19%，但在唐古拉山附近发现了许多稀有矿藏，在这个被利益驱动的时代，某些利欲熏心的商人意欲染指这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如果开始大规模开采，势必影响到地表水源，大肆冶炼的同时会加剧温室效应和日益不堪的环境污染。”他还会在考察结束送走每一位队员后，独自一人驱车赶往不远的黄河源区，完成最后的扫尾考察。
杨勇喜欢把自己称作体制外的人，因为他觉得，这能让他的考察更具独立性和科学性。他宁肯自己去“化缘”，也不愿接受外国机构的资助，因为他觉得，接受外国资金可能意味着某种交换，他不愿受人所制。
杨勇不喜欢被人称为“愤青”，尽管他自己也说年轻的时候，曾经抱着一大摞的资料跑过国务院、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国家领导部门，甚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国家领导人写过信。但是，杨勇只是觉得自己当时“年少轻狂”，想法幼稚，绝非“愤青”。多年来，他在科学考察数据以及实地考察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够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也许改变不了现实状态，但自己总要为社会、为环境做点什么。
正是在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之下，杨勇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坚持认为，长江三源区正在遭受气候变暖的一系列环境改变所带来的生态影响，水源地冰川后退、部分水源干涸，无论在冬季还是汛期，都无水可调。而由于工程需建水坝造成的移民以及一系列的人文、水文等的改变，将使本已非常脆弱的长江源区面临巨大的生态灾难，作为“中华水塔”的长江源区会出现超乎想象的生态崩溃。
正是他的坚持与努力，正是他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影响了国家在西部水电开发上的决策。曾经准备2010年正式动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在杨勇等人坚持说“不”的质疑和反对声中，变得低调甚至无声。近年来地质灾害频发，杨勇多次带着自己的考察队赶到当地，考察地质生态。2008年汶川地震，杨勇等人就深入地震灾区，成功预测堰塞湖的形成与次生灾害的可能。2009年，杨勇又走到哥本哈根，带着自己和志愿者们探险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在国际的舞台上，向人们呼吁，全球气候变暖已经严重威胁到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安全，威胁到中国西部民众饮用水的安全。这年年底，杨勇被媒体评为“中国十大环保人物”，尽管杨勇对这一称号并不在意，但是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在大学进行演讲呼吁。2010年初开始的为期140余天的“为中国找水”活动的影像记录在旅游卫视播放。杨勇的生活从来没与中国的江河分开过。
“杨大厨”的来历
在人迹稀少的高原沼泽以及荒漠地区，与奇异景色如影随形的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除了视觉刺激和新鲜体验，考察队员们需要面对无数想不到的困难和痛苦。
2006年，在长江南源当曲，下午6时，车子又被陷住了。探险队依靠拖车的猎豹车离合器罢工，车子不能动弹。只得依靠人力拖车，车子被拖上来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高原上的风像刀子，人在那里整个都被吹麻木了。
晚上零下十几度，中午零上四十度，冰与火的体验在考察中令队员们印象深刻。队员们的皮肤会被紫外线严重烫伤，而晚上身体有可能被冻得毫无知觉。极端的自然条件，几十块钱买来的帐篷，以及各种简陋的装备，使得这只民间科考队的队员们的耐力极强。
而在高原上做饭，是队员们认为最不好干的活。考察队用的是最普通的压力锅和水壶，但是由于高原气压低，氧气稀薄，燃料燃烧不充分，一顿饭做下来，可能需要三个小时。有时候，自带的汽油燃料用没了，就不得不找干燥的野驴粪替代，而这则更需要时间和耐性。
这个任务一直由身为队长的杨勇担任。在异常恶劣的条件下，杨勇总是能在大家饥寒交迫的时候，给大家送上一点开水以及简单的饭菜，来温暖大家的身心。
大家觉得，杨勇在野外酷爱做饭，和他在一起最大好处就是做饭不用操心，总能在饥寒交迫时吃到有滋有味的正宗川菜。于是，大家就干脆称呼他 “大厨”。
队员们都觉得，杨勇是全队的灵魂和精神象征，承受的最多，知道的也最多。杨勇坚信一切都得靠自己，在野外“自救”才是最可靠的办法。队员曾说，“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不急不躁，我们要发火时，他总是悠悠的一句：有啥子嘛？……完了就是那副孩子般的极具杀伤力笑脸，弄得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粗狂的外表炙热的心
在野外考察，在少有人烟的原野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极容易变得亲切。尤其在惊险之中，这种生命体验，让人之间的情谊纯净而深厚，让人对自然陡生敬畏。
作为队长的杨勇是一直是考察队的老大哥，而粗犷的外表下，不善言谈的他情谊厚重，对人炙热似火。
在通天河水文监测站的荒草丛生的岸堤，孤独地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为了首次漂流长江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勇士们的姓名。他面带严肃地将一条洁白的哈达围在碑上，拔除了纪念碑周边的荒草，恭敬地点燃三只香烟插在墓碑的基石前，将跑了好几公里买来的一瓶白酒泼洒在英雄碑前的土地上，然后独自坐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抽着烟凝视着面前翻腾汹涌的通天河水撞击桥墩溅起的水浪。
队员税晓洁曾说，漂流，留在我们每个队员记忆深处留下更多的是饥饿、惊险、激动、感怀、尊严，还有生死与共的兄弟之情。
采访杨勇的故事，和他相识多年并一起多次探险的税晓洁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给我们发了数以百计的照片和数万字有关杨勇以及考察的各种资料。他说，杨勇是他的兄弟。
2010年杨勇率领的这支高原生态考察队，在沼泽密布的水网间遭遇了20多年考察最严重的一次事故。闯过了无数大江大河之后，在一条不起眼的盐碱湖床上，考察队最好的一辆越野车沉入河底，同车的两名队员险些丧命。
站在即将沉没的车边，杨勇焦急地呼唤着车中还未脱险的同伴，“快出来，出来呀！”嘶哑地喊声响彻旷野。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志愿者王众志，曾是一家杂志的记者。2010年6月，一次偶然机遇，在北京国贸桥下与杨勇相识，便鬼使神差地追随他而去。“杨勇是个贩卖理想与希望的人，我是个追随理想与希望的人。就这么简单。”大志这样说。
谈到杨勇的追求，税晓洁觉得，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一种理想主义，他有匹夫之责。
“大约是面对高山峡谷的温情感性和良好专业素质下的理性交织后，在一个极端理想化的人身上情不自禁的激情迸发，也大约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某种共性的一个极端个案。忧国忧民，难以摆脱的某种使命感。”税晓洁曾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然而，探险是一个体力与耐力的考验，特别是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更是如此。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理想、信念和激情所能支撑的。
“杨勇这条铁汉，在江河面前，他绝对是一种忘我地融入。但岁月不饶人，他的身体在长年累月的野外考察中已经耗去了最宝贵的元气，他的腰已经成为他的一个软肋，如果没有宽大的腰带支撑，就难以完成长途行走。作为他的朋友，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奈。”考察队员徐晓光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采访杨勇，总是能感觉他那一副疲惫的状态，被晒伤的皮肤以及带点微喘的低沉嗓音，虽然头发和胡子都已泛白，杨勇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杨勇觉得自己的精力依然旺盛，不愿呆在城市里浪费生命，能跑就会继续跑下去，不单在中国跑，还要把全球江河都跑遍。
他已计划好今年3、4月份开始新的野外探险考察：去舟曲等地考察地震灾区的次生灾害情况，发起他期冀多年的“全球江河行动”，一次全球河流的大考察。
最后，杨勇无不担心地说，虽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在西部的很多地方，实际情况还以经济发展为第一位的，资源掠夺和盲目开发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近年来的诸多极端自然灾害都与之难脱干系。而“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水电开发的限制条款的解禁，是他最担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