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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667年冬天，当法国御医丹尼斯向狂躁的精神病患者注射小牛血液时，他认为这种方法有镇静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输入动物血，但第二次输血行动结束后，病人很快身亡。此后欧洲医生多次进行输血试验失败，以至巴黎医生协会一度禁止输血术。
直到1900年，奥地利病理学家卡勒(Karl)发现了血型的存在，随后美国人拉维生( Lewisohn)试验血液抗凝剂成功，从此输血疗法才登上大雅之堂，卡勒也因此获得193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输血使得许多无法进行的手术成为可能，并在二战中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但到上世纪70至90年代期间，国外又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输血感染事件——虽然自丹尼斯开始受理输血到现在已有300年之久，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输血史仅不足百年。在科研层面上，对于血液中的秘密，直到今天，人类还是一知半解。引申到政治层面上，也就成为引发噩梦的根源。
据法国《世界报》1991年的报道记录，自70年代以来，超过40万法国人接受过国家输血中心的输血治疗。该报调查发现，到1985年底，在此中心定期接受换血治疗的3500名血友病患者中，一半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200人身亡；另有7000人感染上艾滋病毒。
在国家输血中心感染艾滋病毒的机率，竟达到1/40，近万的法国人笼罩在死神阴影之下。
几乎在同一时间区间，数万加拿大人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间，因输入被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患病，多达两万人感染可能致命的丙型肝炎病毒，其中1200人感染HIV病毒，成为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
法、加两国的血灾成因，事后都被证明，是没有使用血液筛检的可靠技术。法国国家输血中心在确知血液已受污染后，仍然将血液制品投入市场，直到1985年春天全部使用完毕。此事曝光后，前卫生部部长，国家输血中心主任被告上法庭。
“美国1983年底就发明了将血液加热至56℃便可以消灭其中的艾滋病毒的技术，并于第二年规定给血友病患者必须使用经加热处理的血液，为什么法国拖到1985年7月才做出相应的规定？”在公众的责问声中，法国前卫生部部长辩称，真正的责任人是当时的总理法比尤斯和财政部长贝雷戈瓦，是他们挪用艾滋病研究专款，截留血液测试中心的经费等等，将输血感染的责任推向政府最高层。10余名政界人物被牵扯进这场争论。
在加拿大血灾的处理过程中，其时主政的加拿大自由党政府1998年宣布赔偿10亿美元，但只限于1986年1月至1990年7月的输血丙肝感染者，理由是1986年以前，加国卫生当局并没有血液筛检的可靠技术，在这前后，政府不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对于这个赔偿方案，1986年以前受到感染的受害者，分别在各省对政府提出控告。当时的在野党保守党以此为矛，攻击自由党政府，并在2005年年底将“扩大赔偿”上升为其政党的竞选纲领。
2006年加拿大政党轮替后，身为保守党领袖的哈珀就任总理，他亲自宣布把赔偿范围扩大，又有约5500名感染者拿到8亿美元的赔偿。这一旷日持久的风波，在加国政府付出共计18亿美元的昂贵代价后，才告一段落。
几乎在各国，因输血感染引发的民间诉讼，都可用“旷日持久”来形容，输血安全动辄威胁群体利益。而如何处置这一技术问题，在海外俨然已是政府博取选民注意力的要点之一。小小针管也可撬动政治平衡，并且和民生缠绕得如此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