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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基数定为100万元，建立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
从司长到教授，履新3个月以来，王振耀的角色转换平稳而快速，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感觉到不适应。
今年6月的一次公开活动中，他首次对外宣布，自己已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新工作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没有行政级别，他从一名高级官员转而成为教授。
王振耀的离开，引来无数猜测。有人说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官场孤独，所以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因为要退休了，很可能要被调去干两年巡视员的闲职，现在离开反而是更好的时机；甚至还有人猜测，是不是他对媒体说了太多话，受到了批评，无奈选择离开？
尘埃逐渐落定，有关去职的各种传闻也已烟消云散。王振耀正在以新的身份投入工作。关于今后的工作目标和对慈善事业的理想，9月初，他在自己的“新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不就是个平民吗？”
从北京平安里地铁站出来，向北走，转进胡同，在两间小饭馆的掩护下，一座刚翻修的四合院，就藏在这里。推门进去，幽静的院落完全阻挡了街外的喧嚣。
记者敲了敲门，坐在电脑前的王振耀回过头来，立马起身相迎。黑色的短发中隐藏着几丝银发，今年56岁的王振耀，在民政部22年，曾是3任司长。从故宫旁边白砖青瓦的民政部，搬到这市井街巷的四合院，王振耀完成了从官到民的转型。
“我不就是个平民吗？怎么会不适应呢？”王振耀用手轻捋了一下短发。身份的转变，并没让他感到有多少不适应，如果还有人叫他司长，他就笑笑，其实心里，他更喜欢别人称呼他老师。当过兵，做过民办教师，王振耀对之前的经历一直记在心里，做一名教师，也成了他的理想之一。即使在民政部为官之时，王振耀也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做教授授课。
虽在官场多年，王振耀并没有官场的架子。他会把手机号直接印在名片上，采访从来不用预约，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记者，拨打他的手机，只要能回答的问题，他都来者不拒。
有一次电话采访，因为白天他要讲课，记者便和王振耀约在了晚上，但是打过去，占线；再打过去，还是占线。后来电话那边终于通了，王振耀先是一阵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有个广东的记者，上来就问，后来我一看，说了40多分钟，时间太晚了。”
还有一次采访王振耀，是用家里的座机打过去的，王振耀接受完采访后突然问，你是住在XX吗？他说话有些兴奋：“我们住得很近啊，我一看你这个号码的前四位，就知道咱们住得不远。”他就像聊家常一样，不会端着架子对别人说话。
王振耀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在微博上，一些记者记录了他们和王振耀接触的故事。一名记者写道：“同事说他在官场很孤独，我信。2006年，我请王振耀到电视台做节目，去停车场接他却找不到他人，原来他骑了个黑色二八自行车来了。”这名记者说，“送他走的时候，我还记得穿西装的他上自行车的身影。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硕士，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真诚、谦逊、开明、勤勉。”
“我的性格改变了，我会自己瞧不起自己的”
为官之道，无不奉行“谨言慎行”，但王振耀则反其道而行。在汶川地震之后，他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事件做过公开表态。而在民政部举行的有关慈善方面的发布会上，他曾一人回答所有的问题。
言多必有“失”。去年，有媒体报道，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募集的巨额善款，大多数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收入”，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专家甚至估算，全国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
面对这一报道，王振耀则公开言明NGO（非政府组织）面临的问题。他谈到，现实是“一些NGO组织公信度不高，回馈不明确，导致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使用”。这一表态使得王振耀成为了很多人驳斥的对象。第二天，在某慈善论坛上，就有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网络上，很多网民也认为他“在为政府辩护”。
面对质疑，王振耀说：“我都看到了。”一般官员的思路是，质疑声越大，自己往往有所退缩，但王振耀不是，在他眼里，现代社会不让老百姓说话，这是不对的。官员应该听得批评意见。“我想，有缺陷的回应，比不回应好。遇到疑问了，如果相关的官员不吭声，那就完了！”
于是，有人猜测，王振耀的离开，或许与“敢说话可能导致的说错话”有关。对此，王振耀给予否认，他笑着说：“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
一位民政部官员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民政部有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并没有听说过部长因为某一人的言论，而批评谁。王振耀甚至还被部里的新闻部门拉过去，给其他官员做培训。在民政部20多年，在体制内如此长的时间，王振耀认为自己守住了底线。“总有人要走的快一些，这是我的性格，但是我的性格改变了，我会自己瞧不起自己的。”
“说我另类的，都是我的朋友”
“你可真是官场的另类！”王振耀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做贬义词，每每谈起这一评价，王振耀就会哈哈地笑出声：“说我另类的，都是我的朋友。”
在民政部呆了20多年的王振耀，习惯官场，也是一个扎实为官的人。在基层政权建设司，他推动村民自治选举，在农民中普及“海选”；在救灾救济司，他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以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民间组织和慈善捐款数量屡创新高。
“我敢说，在民政系统工作，为公共服务我没有偷懒，还是为老百姓真正地做了一些事情。”这是王振耀对自己的评价。
他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是，学者气太重。
1986年，王振耀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到2000年，他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王振耀把学者气留在了骨子里。
为了推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王振耀曾把各地的民政干部“关”在北京，让他们请示当地政府，要求一个月“铺开”低保。最后，这些干部们不仅表了态、还要录像。“谁也赖不了，一个月完不成，就得算账。”后来别人在背后说他，真是个“学者型官员”。言外之意是，不懂实际。
但王振耀不在乎，一个月后，这事成了。现在，他走在街上，如果听到有谁说“有困难大不了吃低保去”，王振耀就会高兴上好一阵子。
为了推进8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津贴，去年，王振耀把沿海地区的工作会议安排在宁夏召开。会上，有的沿海负责同志发言说：“我们的财政状况不太好，怎么可能马上就实现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津贴呢？”说完这句话，对方一拍桌子：“哎呀，我们都上王司长当了！”因为在此时，财政偏弱的宁夏，都已在全自治区实现了这一制度。这些沿海富省又怎么好说自己没钱呢？
“所以很多朋友们说我‘另类’，就是开个玩笑。”王振耀说，“可能是他们觉得我没有按照常规出牌。但我觉得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间，恰恰是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反而奏效。”
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任上，王振耀的“另类”个性一点没变。
2005年中华慈善大会召开之时，王振耀谈到捐款免税时，现场掏出了500块钱，他要看看，作为一名主管慈善的司长，如果要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到底要多长时间。
从这一刻开始计时，到拿到收据，王振耀记录下了所有程序和时间。“后来发现要两个月，经过10道程序，才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弄得北京市很震动。”王振耀说，捐款事件之后，北京市税务局很快就改正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月捐款，下个月就能拿到收据。
王振耀的“另类”，让他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去职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很多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都发来了短信，虽多是惋惜之意，但让他颇为感动。
“现在的慈善制度已经超过了民间的行动能力”
决定离开民政部，除了李连杰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盛情邀请外，前段时间接连发生的杀童事件，对他触动极大。那天在电脑上看到这一新闻，王振耀心里抑郁难耐，“我是管儿童福利的，这种事情发生还了得？！”事过数月，王振耀提及此事依然激动不已，手中的茶杯重重地墩在桌上，水滴四溅。
此事成为他离开官场的催化剂。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管过儿童福利的官员，应该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推动社会理念转型，如果公民社会更快发展起来，可能会对社会矛盾缓和起到作用。
今年4月，王振耀向部里递交了调离申请。作为在体制中工作了几十年的司局级干部，又获得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抗震救灾模范”称号，再过两年退休，退休金也要比一般的司局长高。
“有段时间我想，这一走，那些医疗啊、待遇啊就全没啦！”王振耀犹豫的时候，他慈善界的朋友们劝他：“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活啦？” 王振耀说，自己要和大家在一块，太留恋了就不合适。真实的王振耀不愿意自己标榜什么。
有媒体报道称，公益研究院的启动，李连杰“壹基金”提供了2000万元启动资金，其中有1000万还要通过课题申请的方式才能得到。这和过去拿固定工资的司局长又差距甚远。除了待遇、级别，王振耀的离开，在很多人看来，所丧失的或许更多。
有观点认为，在官员位置上，推动慈善制度的发展或许更有帮助，“比如捐款免税，如果王振耀不是主管慈善事务的司长，只是个平头百姓，即使两个月办下来免税单，也不会让北京市产生多大的震动。”
但是王振耀则极力想淡化这种观点，“大家要改变一种理念。你看国际的慈善组织，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内部有活力的，一旦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公民社会建设，那样建设起的公民社会，是不合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则的。”他认为现在的慈善制度已经超过了民间的行动能力，对NGO公益事业来说，进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对他们的帮助更大一些。
最近，王振耀提出倡议，中国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基数定为100万，建立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这个倡议无疑给中国富豪施加了慈善压力。王振耀说，他的理想是希望形成一种这样的社会风气，让慈善事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从“官员”到“平民”的转变，王振耀说他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压力，他认为，中国慈善事业需要一个系统的规划，在科学的引导下，才能一步步发展下去。有很多人相信，这条路，也许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新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