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结束, 取消公立医院每种药品加价15%的改革开始在广东起步。有观点认为,医生待遇将随之下降。在专家眼中,如果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惠及的不仅是医生,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现象:
医生收入偏低
“别看我享受正教授待遇,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提到工资,南京市中医院主任医师王湘一脸无奈。不过她还是感觉幸运,因为“南京很多医院的专家甚至更低。”感觉收入低的医生绝非王湘一人。身为代表着全国最高医疗水平医院的科室主任,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尹佳,工作了25年,现今基本工资仅为两千多元。她的网文《不能获得全国500万医务人员真心支持的医疗改革难以成功》一经帖出,便引起一线医护人员的共鸣。
今年3月份《生命时报》与丁香园网站,对北京、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19家医院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2183名医生中,75%的人年薪低于4万(即月薪不到3300元)”。
其实医生待遇低的问题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苏北地区,村医月薪仅三四百元,甚至更少。”周勤告诉记者。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东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勤教授曾负责《江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模式的比较研究》课题,并参与医改草案出台前的相关调研工作。他认为,“国家对医生的服务定价偏低。”
探因:投入不足、医疗资源有限
医生待遇因何偏低呢?
“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这一点得到了多位医院负责人及相关学者的认同。
“目前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只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到7%,”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多年的黄峻透露,“像省人民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政府一年的投入也就2000万,仅占医院一年人员工资的六分之一。”“医院还要靠医护人员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计。”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陈家应教授表示。
由此又自然殃及患者。在财政补贴有限、门诊收费规定较为严格的背景下,销售药品和添加设备就变成了医院增收的突破口。
“医院的设备越来越高级,但需要这些高新设备的病人毕竟只占少数,这造成很多不需要用这种机器的人也来使用,这等于让大量不需要使用的人为此埋单。”周勤眉头紧锁。
记者从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获悉,在一般医院总收入中,主要为检查化验费用的医疗服务收入约占47%,药品收入约占48%。周勤对此直言不讳:“目前的体制是鼓励医院多进设备多卖药,这样下去又怎么能解决‘看病贵’?”
周勤进一步指出,“卫生部门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负责公共卫生,防止发生流行病。而现在卫生部门自己‘做生意’,还要管别人‘做生意’。”“更深一层来讲 ,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市场分割问题。”周勤表示,在国家投入不足、医疗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占用了较大份额的高质低价医疗资源,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却要为低质医疗服务支付相对收入来说较高的医疗费用。
建议:用市场的“手”鼓励能者多劳
谈到提高医生待遇,多位受访者认为,一直按事业单位标准定员定岗的公立医院,“医生待遇应与公务员一致”,但对于如何提高待遇,意见并不统一。
南京市口腔医院院长胡勤刚向记者表示,“政府应加大投入,另外应提高监管效率。”王湘也期盼国家能对医院实行全额拨款。
但在周勤看来,“增加投入不是长久之计”,“国家主要管基础投入,而剩下的东西由市场解决,不应放弃最有效率的市场机制!”由此获益的不只是医生,还有患者。周勤以门诊费自由定价为例做了分析。
提到门诊,百姓的第一印象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在周勤看来,这种现象很正常。“不同级别的医院、不同水平的医生门诊费差别不大;其次,医生收入不高导致服务态度差,病人就不愿来看病,这样医生收入就更低,因此只能依赖药的收入,但对患者来说,大医院与小医院药费都差不多;同时,很多患者觉得大医院全部是水平高超的医师。”患者更愿意去大医院。若专家的挂号费设定为1000元到50元不等,由病人自由选择,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多位患者感觉花高价看某位专家不值,自然该专家的门诊费就需要调低。周勤解释,高水平医生的价值从门诊费上就得到体现,医生的积极性因此提高;此外,只有受病人欢迎,医生才能获得高收入,由此医生会注意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患者除因此获得较好的服务外,还将随之“减负”。
“水平高的医生可以开很便宜的药,就把病人治好,同时若实行‘医’‘药’分开病人就会到市场上买药,这将有利于缓解‘药价虚高’。”另外,病情不重的话,患者就不会去找诊费很高的医院和专家。周勤分析,价格杠杆促使病人有效分流,从而避免患者出现“小病大看”,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其实这笔开支并非小数。据《财经》报道,在确保就诊质量的前提下,国内城市三级医院中,65%的门诊患者和77%的住院患者可在基层卫生机构就诊;如果这些小病在基层诊治,全国城市每年将因此节省医药费高达2000亿元。
后果:
看病难看病贵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的资料显示,全国乡村医生总数已从高峰期的350万锐减为80万。同时,城市医护队伍也频频出现人员流失,而该补充的人员却一直没有跟上。
记者从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日前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获悉,我国每年医疗类院校毕业生数量在50万左右,进入医疗系统的却仅为12万,所以“尽管卫生费用增加了77倍,但几十年来医生以及护士的增长还不到两倍”。提供这组数据的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熊先军感叹,“医生少,好医生更少。”而保有一支足够数量的高素质医生队伍,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看病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医生待遇低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看病难”,还促成了“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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