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张伯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马 骏

　　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

　　常务副院长

　　王 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原院长

　　王绍礼

　　北京回龙观医院

　　原副院长

　　丁 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原副院长

　　凌 锋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首席专家

　　何 文

　　中国医师协会

　　超声医师分会会长

　　北京天坛医院

　　超声科主任

　　【阅读提要】

　　■ 某三甲医院介入科主治医师李顺（化名）今年42岁了。他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如果按一年365天来算，平均每天都有2台介入手术，手术量一年大概有800~1000台，排在科室的前列。然而，因为专注于临床没有时间写论文，他在主治医师的岗位上已经待了10年。

　　■ 对于影像医学科的医学技术人员，其临床实践能力要求应该远远高于其论文能力要求。且大医院的影像医学科日均门诊量达上千人甚至更多，医学技术人员要兼顾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很难；而小医院的技术人员，即使有时间也缺乏科研平台，要开展有质量的科学研究也并不容易。

　　■ 多位专家表示，发表SCI论文给一些年轻医生带来了引导，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发表SCI论文上，忽视了临床技能的提高，忽视了患者服务能力。临床医生考核评审制度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主要从事临床实践的医生和主要从事科研的医生，予以区别对待，建立更为科学、可行的评价体系。对于临床医生，可以建立临床工作数据库，对医生平时的工作进行数据搜集，比如门诊量、手术量等数据，进行量化考核。另外，建立临床考评专门的系统和专家委员会，对医德、业务水平等进行考评。

　　■ 2022年5月1日，“多维度评价”改革开始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开展。《广东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干什么、评什么”，不再把论文、课题等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目前广东的这一改革已初见成效。据广东省卫健委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评审年度，除自主评审单位和地区外，广东省申报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认定共17448人，经审核受理15292人，相比改革前年均申报人数增长近90%，创下了历史新高。

　　■ 对于以医疗为主要任务的医院的大多数医生，以及大学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中少部分立志于临床实践系列发展的医生，应用医生的临床技能、患者疾病诊断治疗难度、治疗效果以及患者满意度等系列标准评估评价，用于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而在论文、基金等方面就可以适当降低或取消相应要求，适当要求参加学术活动，特别是临床疑难急重症的讨论，发表临床观察分析、个案报道等，让临床医生心无旁骛的做临床，专心治病救人。

　　■“医生可以比喻为一个品字形结构，上面一个‘口’是临床，下面两个‘口’是论文和奖项。一个医生的论文再多，如果不会给病人看病，那称不上是一名好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国内医疗行业内各类评奖评优考核内，科研论文等占比仍然偏重，这也导致很多临床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提升这方面的能力。想要改善这一情况，需要加大对于临床的倾斜力度，不能停留在表面，要从制度层面有所作为。

　　课题+论文，仍是评职称的硬指标

　　某三甲医院介入科主治医师李顺（化名）今年42岁了，他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如果按一年365天来算，平均每天都有2台介入手术，手术量一年大概有800~1000台，排在科室的前列。然而，因为专注于临床没有时间写论文，他在主治医师的岗位上已经待了10年。“6年前，我的其他指标已够升副高了，但因为差2分科研论文，现在依然是主治医师。”

　　在李顺家的床头，悬挂着神经介入手术的注意事项。睡觉时，他总是习惯把手机的声音开到最大以防患者有突发情况。

　　在论文以外，年轻一点的医生职称晋升，只能寻找其他政策上的倾斜。

　　今年38岁的王楠（化名）是武汉某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一名主任医师，能够在40岁之前成为主任医师，是一件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与大多数人的晋升之路不同，王楠并非是一位“SCI王者”，也不是手握各类科研项目资助的人生赢家。几年前，他申请到援疆的机会。除了治病救人，援疆期间他将自己会的技术倾囊相授。在王楠所在的医院，按照职称评定的一般规定，申请副高需要三篇文章。三篇文章里面至少有一篇SCI，两篇核心期刊。如果有过援疆等基层的经历，可以抵掉上面所提到的一条。正是受益于这项政策，2023年，王楠成为了一名主任医师。

　　王楠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没有学术论文的加持，但对于很多没有类似经历的医生而言，晋升之路依然艰难。“单凭临床能力晋升的人员少之又少！”北京回龙观医院原副院长王绍礼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各级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都是超负荷的工作，由于忙于临床事务性工作，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做科研。

　　“SCI论文不能作为

　　一票否决的指标”

　　李顺并不反对科研和论文，这是推动临床技术进步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临床能力的重要基础。在他做第一台介入手术时就已留好数据，如今已积累十年。由于临床手术太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科研、写论文。李顺希望，在晋升和考核机制上能够给临床一线医生一些倾斜，多些临床经验积分考量。

　　“针对临床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有利于临床医学的发展，但是不能作为职称晋升唯一条件。”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会长、北京天坛医院超声科主任何文介绍，对于影像医学科的医学技术人员，如B超、CT的操作技术人员，肿瘤介入治疗的医技人员等，其临床实践能力要求应该远远高于其论文能力要求。且大医院的影像医学科日均门诊量达上千人甚至更多，医学技术人员要兼顾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很难；而小医院的技术人员，即使有时间也缺乏科研平台，要开展有质量的科学研究也并不容易。

　　何文认为，以论文、奖项、学历等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医生职称考核体系在我国实行了多年，初期在规范化医生考评标准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近年来片面追求论文和奖项的数量、“SCI至上”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在何文看来，当论文比重在晋升中越来越重，一些论文造假也随之出现了。“SCI至上”使得职称评价机制逐渐僵化，不同类型的医学人才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培养和晋升等诸多问题，职称考评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正性都有待优化。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常务副院长马骏介绍，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医生职称评价机制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导致部分医生困于发论文、评奖项中，结果功利化是医疗行业的顽疾之一，到了当前这一阶段，推行医生职称评价机制改革是必然选择。

　　多位专家表示，发表SCI论文给一些年轻医生带来了引导，把过多精力集中在发表SCI论文上，忽视了临床技能的提高，忽视了患者服务能力。临床医生考核评审制度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主要从事临床实践的医生和主要从事科研的医生，予以区别对待，建立更为科学、可行的评价体系。对于临床医生，可以建立临床工作数据库，对医生平时的工作进行数据搜集，比如门诊量、手术量等数据，进行量化考核。另外，建立临床考评专门的系统和专家委员会，对医德、业务水平等进行考评。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国内医疗行业内各类评奖评优考核内，科研论文等占比仍然偏重，这也导致很多临床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提升这方面的能力。想要改善这一情况，需要加大对于临床的倾斜力度，不能停留在表面，要从制度层面有所作为。

　　论文从“必选”转变为成果“多选”

　　针对医疗领域人才职称制度的变革，已在部分地区率先展开。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为例，马骏介绍，早在5年前，中心就已开始探索更为公平科学的人才评价方案，从“四唯”转向“多维度评价”，除了科研成果，考核指标还包涵代表性的成果、医疗工作的能力、医疗实践中的医疗创新、医学教学的贡献以及科研成果的创新转化等五项。

　　2022年5月1日，“多维度评价”改革开始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开展。《广东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干什么、评什么”，实施各有侧重的人才分类评价，不再把论文、课题等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不将人才荣誉性称号与职称评审直接挂钩。

　　目前广东的这一改革已初见成效。据广东省卫健委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评审年度，除自主评审单位和地区外，广东省申报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认定共17448人，经审核受理15292人，相比改革前年均申报人数增长近90%，创下了历史新高。

　　2023年3月，《北京市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将临床工作质量作为重要评价指标，明确提出职称评审将论文“必选”转变为成果“多选”。多位北京地区的年轻医师表示，所在的医院已启动了新一轮的职称申报，手术量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

　　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在开展职称分类评价时，将对高级职称实行分层管理、分类评价，重点评价业务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将门诊工作时间、现场工作时间、收治病人数量、手术数量、检查报告数量、药品调配和处方审核数量等作为申报条件。未来要强化对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论文质量及数量要求；适当降低对二级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论文质量及数量要求；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不做论文硬性要求，作为加分项。

　　让医生心无旁骛地

　　治病救人

　　“医生可以比喻为一个品字形结构，上面一个‘口’是临床，下面两个‘口’是论文和奖项。一个医生的论文再多，如果不会给病人看病，那称不上是一名好医生。”张伯礼院士说。

　　多位医生都表达了类似观点，避免一刀切，反对“论文”至上，改革要对医生进行分类，大体分为临床医生、科研医生。对于教学医院，要强调以研促医，通过临床和转化研究来提高临床水平，攻克临床难题；而对于非教学医院，如二级三级医院，评价体系应强调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丁洁建议，科研和临床两条腿走路，不一定所有的医生都要兼顾临床和学术。我们需要做懂临床的科研型人才；也需要专注于临床的人，这部分人可以走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路径，评判的指标是出了多少门诊、处理了多少病人、能不能治得了疑难重症、探索了哪些新的治疗方法，哪怕没有教授职称，一样可以做“临床专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院长王杉表示，对于以医疗为主的医院的大多数医生，以及大学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中少部分立志于临床实践系列发展的医生，应用医生的临床技能、患者疾病诊断治疗难度、治疗效果以及患者满意度等系列标准评估评价，用于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而在论文、基金等方面就可以适当降低或取消相应要求，适当要求参加学术活动，特别是临床疑难急重症的讨论，发表临床观察分析、个案报道等，让临床医生心无旁骛的做临床，专心治病救人。

　　据了解，即使是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研究型医院也有医生只做医疗和教学，不要求做基础科研。

　　王杉表示，“如果一个好的人才培养路径给到医生，让医生根据实际选择，就一定会有一部分人踏踏实实地做好临床。”

　　对于部分地区探索的新政策，医生们期待政策能够真正落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介绍，实际执行中，科研的评价更易量化和比较，发表SCI情况如何、是否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等。而临床是个软实力，评价则面临较多主观的因素，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界定。

　　“手术是不是只要做得多，得分就会高？阑尾炎手术和导管消融术的计分是一样的吗？这些都还没有很明确的标准。”一位北京地区的年轻医师表达了困惑。

　　何文建议，首先应坚持分类分层管理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采用“积分制”进行综合评价；为了让改革达到预期目标，未来还应进一步细化考评的细则标准，如对于医学技术人才，其业绩能力除了包含门诊量，还应该纳入诊断的准确性、治疗的有效性以及患者满意度评价等，明确每一个部分的分值和权重等。

　　本版图片由张文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