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是全美所有医院中拥有最多学科排名第一的医院;克利夫兰诊所是全美最大的心脏瓣膜手术基地;霍普金斯是现代神经科学发源地,创造了诸多第一……
近日,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与全球市场研究和消费者数据公司Statista合作,评出了2019年世界十大最佳医院:梅奥诊所(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美国)、新加坡中央医院(新加坡)、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美国)、夏里特医院(德国)、麻省总医院(美国)、多伦多综合医院(加拿大)、东京大学附属医院(日本)、洛桑大学附属医院(瑞士)、舍巴医学中心(以色列)。世界十大最佳医院中,有5家在北美,2家在欧洲,3家在亚洲。他们拥有着全球最高的医疗诊治水平,在医学发展史上也都有自己浓重的一笔。
“伟大的奇迹,从我们注视他人双眼的那一瞬开始”,被誉为“心脏专科全美第一”的克里夫兰诊所4分24秒的宣传片,以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这句语录开始。
医学有一个永恒的困惑——不确定性的前提与对完美结局的希翼。在这个永恒困惑下,即便是拥有着全球最高诊疗技术与水平的十佳医院,也不忘以友善与共情去安抚惶恐的患者。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 come first”(病人的需要第一),为每位病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是梅奥诊所为每一病人作出的根本承诺。
尽管作为世界顶级医院,不少美国政界、商界人士会到梅奥诊所治病,前总统里根老年性痴呆在此住院治疗,前总统福特在此安装了永久起搏器……对普通患者,他们依然保有着最大的耐心与关注。一位患者给梅奥诊所写信,在去梅奥诊所之前,他曾经拜访过四家声望极高的医院,但没有一家认真地倾听他的诉说,梅奥诊所的医生听了他四十五分钟漫长的叙述之后,又与一位胃肠病学专家一起仔细地倾听他讲述自己的病史,并从中得出几种推断,根据这些推断,专家继而对他做出了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曾经在美国梅奥医院(Rochester,MN)作过访问学者的北京朝阳医院西院血液与肿瘤科主任医师黄仲夏介绍,梅奥诊所的某些建筑是患者捐赠而来,这些建筑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如梅奥医院一个医护人员的健身中心就是一位心血管患者为了表示感谢而捐赠。
“伟大的奇迹,从我们注视他人双眼的那一瞬开始”,被誉为“心脏专科全美第一”的克里夫兰诊所4分24秒的宣传片,以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这句语录开始。
共情,永远是医患之间的人性纽带。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医师郭鸿昌看来,这是他在克里夫兰诊所临床心脏外科做访问时最大的收获。
克利夫兰是全美最好的心脏病中心,治疗的绝大多数都是疑难心血管疾病,在这里,首次搭桥、瓣膜手术只算常规的小手术,占日常手术的30%左右,其余均是大血管再次修补手术、心脏移植、肺移植这些高难度的手术。
“在克利夫兰,患者享受到的服务不亚于五星级酒店,在那里你会感到自己是一个被服务的人。”郭鸿昌说。这种细节,体现在了方方面面。
在克利夫兰大厅,每天中午,克利夫兰员工会在此用钢琴或小提琴演奏轻音乐,使患者一进门就感到心情愉悦;克利夫兰诊所楼层设计与科室安排可使患者享受到最大便利,患者不需走很远就可以到达做检查的任何一个科室;克利夫兰采取预约制,病人被通知的就诊时间很精确,基本等一小会儿就可以看到医生。
由于医疗信息共享,克利夫兰医生在见到病人之前,已经掌握了患者的病情,只需要给患者出诊断或者手术就好了。即便如此,“克利夫兰的医生看一个病人也会看很久。”郭鸿昌介绍,主刀医生会在术前跟患者进行详细的谈话,手术后主刀医生会把患者家属都叫来,详细告知他们手术当中发生什么,医生是怎么操作的。
而在麻省总医院,医生更是用行动去践行“伟大的奇迹,从我们注视他人双眼的那一瞬开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明泉教授告诉记者,他在麻省总医院的一段访问经历,“有一次我跟着Arthur教授去查房,病房里有一位50多岁的白血病患者,他当时在接受化疗,由于免疫力下降引发感染,出现了感染性休克,在床上只能保持一个体位,不能翻身。医生为了和他有目光交流,很自然跪在他面前和他进行交流。我当时看到这个动作非常震惊,而在Arthur教授脸上看不出任何违和感,似乎是很自然的工作状态。”
“医生只需要做自己非常专业的工作即可,其它的工作一概有人专职去做。”医院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充分发挥医生的专长,而不是将医生时间浪费在一些文字整理工作以及电话通知患者等事情上。
梅奥成为全美所有医院中拥有最多学科排名第一的医院,这与他们得力的研究分不开。以呼吸科为例,除了我们常常听说的呼吸科常见病外,就连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医院的呼吸科大夫都没有听说过的罕见病,如肺弥漫性淋巴管瘤病、肺组织细胞增生症、IgG4相关肺疾病等,也都是这里的医生在全世界最早报道的。
科研成果是衡量一家医院好坏的一个重要权重,而在全球十佳医院,都对科研极为重视。
麻省总医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三所医院之一,其主导着全美规模最大的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项目,至今已产生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舍巴医学中心是以色列乃至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疗中心,也是以色列第一所为患者提供人造心脏和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的医疗中心,以色列超过25%的医学临床研究都在舍巴医疗中心进行……
如此多的科研成果,离不开医院对于医生科研的大力支持。
郭鸿昌介绍说,在克利夫兰诊所,医生做科研并不会提高收入,也不与升职挂钩。如果真的想要做科研可以向医院请“科研假”,医院会给医生一个专门的时间去做研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老年医学中心教授冷晓表示,“当时我来这边工作时一边做科研,一边做临床,院方主动约谈我一定要有50%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科研。而如此一来因我的门诊量减少,院方的收入实际是受到影响的,但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做。”
在加拿大多伦多综合医院访问过程中,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晓印象最深的是,每个专科医生都有一个助手,并至少有一个长期的科研助手,必要时还会有临时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医生只需要做自己非常专业的工作即可,其它的工作一概有人专职去做。”李晓表示,在北美,医生培训时间非常长,想成为专科医生,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所以医院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充分发挥医生的专长,而不是将医生的时间浪费在一些文字整理工作以及电话通知患者等事情上。
此外,各部门配合以及大数据等应用,都为这些顶级医院的研发助力。
克利夫兰诊所临床科室里有一个医学工程科,专门帮助医生实现创新发明——假如医生有任何需求或者想法,这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帮他们实现。
“我们医院心外三科来永强主任擅长的肥厚性心肌病手术需要用到的拉钩,就是我从克利夫兰买回来的。”郭鸿昌表示,很多在普通医生看来很复杂的小发明,这里都能很快搞定。
而在梅奥诊所,有着强大的数据库支撑。黄仲夏告诉记者,根据自己数据库的丰富的临床资料,梅奥医院得以建立自己的一些疾病诊治的指南,如在血液肿瘤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治方面。
在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访问过的中日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强光亮表示,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医生为患者做手术时,评估术中出血量的方法是把术中用到的纱布拿下来放在秤上称,换算出血量的体积。而不仅仅凭主观感觉估计,“如用了2块纱布,估算出血20ml或30ml。”
“We are a teamwork(我们是一个团队)”是经常挂在梅奥员工嘴边的一句话。“在梅奥诊所,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不只是一位医生,而是整个组织。”在梅奥,针对每一个患者的病情,不同小组的专家会集中精力、共同发挥自己的医学技能,使患者得到高质量治疗。
克利夫兰诊所心脏外科和泌尿外科全美排名第一;夏里特医院骨科和眼部肿瘤治疗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有一半来自该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耳鼻喉科、胰腺肿瘤诊疗中心、肾透析和肾移植均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些彰显着卓越光环的全球十佳医院,团队合作都是这些医院成功的关键。
“We are a teamwork(我们是一个团队)”是经常挂在梅奥员工嘴边的一句话。曾在梅奥诊所从事管理工作二十多年的肯特D·赛尔曼曾表示,“在梅奥诊所,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不只是一位医生,而是整个组织。”在梅奥,针对每一个患者的病情,不同小组的专家会集中精力、共同发挥自己的医学技能,使患者得到关注和高质量的治疗。
对于克利夫兰诊所来说,智慧集结也是制胜的法宝。心脏外科讲究团队作战,手术除了涉及心脏外科医生之外,还需要麻醉师、体外循环师、术后监护医生等的配合。如果术中体外循环团队水平不强,可能就会导致病人术后恢复很慢;监护室力量比较薄弱的话,可能就会“能救活,看不活”。
“正是因为外科、麻醉、体外循环、重症监护等每个专业都很强,才成就了克利夫兰全美心脏外科第一的地位。”郭鸿昌表示。
麻省总医院有闻名全球的五大多学科医疗中心,包括癌症中心、心脏中心、消化中心、移植中心以及血管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明泉介绍,麻省总医院多学科之间的配合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对于颅内肿瘤的手术治疗,通常由神经外科、耳鼻喉科、神经功能科、麻醉科等多组手术团队合作完成。如垂体瘤手术,在国内,脑外科专家一组人就全部解决掉了,而在麻省总医院,鼻腔这段手术由耳鼻喉科专家团队来做,到颅底这一块由脑外科专家来做。“他们认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即每一个环节都要由各个环节最专业的专家来进行手术。”
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周一周三周五是手术日,其他时间内科、外科、放射科等医生会定期讨论最近看到的文献和研究结果,或者针对具体的病例讨论解决办法。强光亮告诉记者,比如对于肺癌、食管癌的治疗,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治疗看法,可能内科建议做化疗然后再手术,放疗科建议先联合放疗再手术。在这样各学科综合讨论之后,可以给患者最佳的治疗。
“在瑞士,每个医学生都是拼了命的,晚上三四点钟的图书馆都是灯火通明的,因为你不进步你就可能被你的同学淘汰掉了。”如果想当一名心外科医生,只学完五年医学校是不够的,还需要“6+6”。任何一年都有可能被淘汰,重新开始。
医生是一个医院、一个医疗体系中最核心的存在。要保证医生的优秀,就必须要保证源头——医学生的优秀。世界十大最佳医院中,有5家在北美,3家在欧洲,这与欧美的医生培养体系分不开。
在美国当专科医生的门槛非常高,教育和培训时间非常长。郭鸿昌介绍,美国医学生读完本科以后会先去做住院医生培训,然后根据专业、培养时限从普外科医生做起。如果想转做专科医生,需要再进行专科医生培训,通过了培训才可以上岗。
“通过这个系统培训出来的医生都很优秀,否则在过程中就被淘汰掉了。”郭鸿昌介绍,能被克利夫兰聘用的医生,自然是优秀中的佼佼者。
程才在瑞士洛桑大学医院留学、工作待了六年。他向记者介绍,瑞士医学院的门槛比较低,但是淘汰率非常高。比如1000个人来上医学院,第一年会淘汰一半,剩下500人(已经念了这一年的人学分保留,可转去其他专业);第二年,又会淘汰一半,剩250人;第三年,又会淘汰一半,剩125人;第四年,学校会看瑞士需要多少个医生,如果这一届只需要100个医生,那又得淘汰25人,只允许100个人毕业。
“所以在瑞士,每个医学生都是拼了命的,晚上三四点钟的图书馆都灯火通明,因为不进步就可能被同学淘汰掉了。”程才说。想当一名心外科医生只学完五年医学校是不够的,还需要“6+6”。也就是在普外科进行六年规培,每年都有考核,任何一年考核不合格,都有可能被“扫地出门”。如果想当一个心脏外科的专科医生,还得再一个六年的规培,在这段时间里,就可以只在心脏外科工作。依然每年都有考核,任何一年都有可能被淘汰,重新开始。有的人可能需要13或14年才能顺利成为一个心脏外科的主治医生。
在瑞士,保险公司也会定期将医生的情况进行公布。“保险公司为什么这么热心这个事呢?”程才介绍,在瑞士,患者的术后效果全部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追踪、随访。如果医生手术没做好,保险公司会为这个病人花更多的钱。比如,医生给一个病人做了冠脉搭桥手术,他们会随访患者每一年的术后效果,而且会将统计结果在全国公布。
哪个医生做得好,哪个医生做得不好,一目了然。所以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会非常认真,否则以后就没有患者来找技术差的医生诊治了。
“克利夫兰诊所医生的号一般都约到了三个月甚至半年以后,一个医生半年后的一台手术可能今天已经约好了。”在克利夫兰看病也十分昂贵。在国内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大概10万人民币就可以了,在克利夫兰则需要二十几万美金。
全球十佳医院,预约挂号是否也是非常火爆?没错,依照美国的分级诊疗制度,由社区申请转诊到梅奥需要预约很久。而且如果没有国外医保,价格会十分高昂。
“在国内需要花十万的疾病,在国外至少得准备四五十万。”黄仲夏表示,在梅奥,做一个CT、一个核磁都得上万美元。梅奥的外科医生在门诊看的病人全都是需要手术的病人,如果要在梅奥住院,一天大概需要花费1万多美元,特别昂贵。病人一般在此把最主要的诊断或治疗做完,就去地方医疗机构去执行或恢复。
“在美国,看病比中国难多了。”郭鸿昌也有这样的感慨,美国看病采取预约制,很多病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可能恶化了。
在克利夫兰诊所也有“一号难求”的情况发生。“克利夫兰诊所医生的号一般都约到了三个月甚至半年以后,可能一个医生半年后的一台手术今天已经约好了。”郭鸿昌介绍,在克利夫兰看病十分昂贵,在国内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大概10万人民币即可,在克利夫兰则需要二十几万美金,如果自己有报销额度比较高的保险,则会便宜很多。
国内病人如果想去国外就医,可以通过医院的国际部或者国内的一些医生来预约,通过一些可提供海外就医服务的公司也可以实现。但事实上,国外医院可以看的病,国内的大医院基本都可以看。国外医院最突出的优势不是技术,而是整个就医环境以及提供的服务。
“国内患者如果想去国外看病,最好先让国内的大夫评价一下是否有必要。”黄仲夏建议。如果在国内最基本的治疗都没做,到国外花费会很高昂;如果想享用新药但不符合新药临床试验标准,也达不到出国就医的目的。国外很多诊疗项目都需预约,如果流程没搞清楚会耗费大量时间及财力。我们国内一些著名三甲医院大夫临床实践能力不比国外大夫差。国外医院好的理念我们需学习,但没必要一味追求国外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