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诊所咋这么难！

　　开个诊所有多难？

　　“比登天还难。”一直在忙着办诊所的李健华开玩笑地说，在中国上海，开一家诊所你得说得通政府，斗得过规矩，招得来医生，引得来患者。

　　李健华，连锁邻家诊所创始人、美国佰健势医疗集团驻华总裁。李健华所在的美国佰健势医疗集团和邻家诊所管理团队的合伙人，曾在国内外参与过上千家医疗机构和连锁诊所的捐赠、投资、策划、设计、装备和管理运营，在中国做高端医疗中心及医疗托管的同时，李健华也真真切切地看到中国医疗的困境之一：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2015年1月，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多年的李健华，联合几位美国医学专家、海归和国内同仁在上海浦东自贸区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造国内“诊所界的星巴克”。

　　筹备难：

　　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诊所？梅奥诊所理念，分钟诊所模式，连锁诊所形式

　　“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很多人抱怨在大医院看医生，常常3分钟就被“打发”。

　　做过高端医疗的李健华发现，在中国，“高端医疗”是个伪命题，中国不缺少高端，但老百姓没享受到“高端医疗”的。

　　“你见过通宵排队只为了挂号看上病的吗？你能想象为了看上一个专家号，接连三个晚上都在医院里排队通宵打地铺吗？”李健华介绍，自己“半辈子都在与医学打交道，有时间我会去国内的大医院走一走，挂号、等待、就诊的患者挤满了门诊楼，很多人到医院看病等一个床位都要很久，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1978年，李健华就读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曾与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一起从事肝癌生物遗传研究；1990年赴美国留学攻读MBA，毕业后在美国从事国际商贸和中美医护辅助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九十年代末期回国参与捐赠筹建上海中美国际儿童医学中心，成立美国佰健势医疗集团中国公司。

　　李健华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他们团队不仅为许多中国著名公立医院，也为众多私立医院做大厅、门诊、病房、手术室的设计、医院环境规划、整体配置，也为不少养老机构、体检中心提供规划、引入康复设备，甚至一些三甲公立医院、和睦家医院和张强医生集团的诊察床、一次性垫纸等，都是他们提供的。

　　也正是在与无数医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健华看到了老百姓患病后到大医院就诊的不容易。

　　在国内，“看病三小时，排队两小时，检查一小时，花费小六百。”“去一趟医院后心情都会变得很糟糕。”“不看病不明白，看了病还是糊涂。”……见过了太多的抱怨。在他看来，国内老式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布局散乱、设备陈旧，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也不高，标准化、现代化的连锁诊所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才开始有了建新型邻家诊所的想法，才开始去美国、欧洲、东南亚，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方的诊所调研、考察。

　　2014年，李健华与几位志同道合、想一起创办中国梅奥式诊所的三甲医院领导去美国梅奥诊所考察，并“怀着朝圣的心”把梅奥的理念带回到中国，同时，他还考察了美国的分钟诊所、沃尔玛快捷诊所、家庭医生便捷诊所等，认为这种模式值得中国借鉴。“美国成功模式是梅奥诊所、分钟诊所、美国家庭医生连锁诊所，在药店里、超市里，便利店里面都有诊所，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诊所”。

　　李健华介绍，美国诊所特点是：聚、序、优、广。

　　聚是指，美国有家庭医生，没有家庭医生指引介绍通常没办法到医院去（急诊自费除外）。    序是指，美国诊所的布局井然有序；优是指诊所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广是指诊所遍布城乡，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商业街、地铁、便利店这些地方都能看到诊所的身影。

　　看过了世界各地的诊所，我在思考，什么样的诊所才是适合中国老百姓的？

　　怎样就医才能让老百姓享受优质服务又符合他们的经济条件？

　　“我希望打造优质温馨的诊所，成为中国诊所界的星巴克，所以，以全美排名榜首的梅奥诊所为目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生管理医院，让医护人员专心为患者服务，打造业内的口碑。”

　　选址、审批难：

　　一年零七个月后，申请的公司名称和商标名称还不一致

　　有了目标，就有了诊所的运营方向，李健华开始着手各种审批。

　　中国诊所是属地性很强的行业，审批权归各区县级卫计委，开办诊所要过的第一道关就是要符合卫计委的区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规划。

　　虽然早在2011年，原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就表示，医师开办诊所不再受“诊所和大型的公立医院的距离要保持在500米之外”规定的限制。但是，具体到落地层面，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仍然有最终决策权和解释权。一线城市由于医疗资源的集中度高，政府对区域内新开医疗机构的数量、选址、类型等仍然保有严格限制。

　　拿上海为例，据前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曾透露，2016年，上海每个区或县对妇产儿科类民营医疗机构有两个牌照的限额。

　　这不，李健华为了在上海开诊所处处碰壁，几年奔走下来，计划还是被卫生行政部门以“只批牙科诊所、美容诊所和中医诊所，全科诊所不批”为由否决了。

　　“2014年，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摸底并草拟了一份商业计划书，2014年底，我们开始申请‘邻家诊所’商标，但是，国家商标局反复批，终于批下来了，商标证又发不下来，说是进口专用的商标证纸张没有了，花了一年零七个月才注册下来；设立邻家诊所投资管理公司时，上海工商局却不给申请注册‘邻家’，说是‘邻家’有一个做马桶盖生意的公司注册了，最后，找到自贸区工商局的处长想了一个办法：不行，邻家不搞了，换个名字叫‘邻佳’，所以现在公司名称和商标名称不一致。”

　　“医疗机构许可证上，原卫计委也不让注册邻家诊所，也不让以邻家或邻佳管理公司名义申办诊所，明明文件上写可以用单位或合伙名义成立诊所，到真做的时候不同意，说不知道。”

　　“2014年~2016年，也正是PPP合作模式（PPP模式，一种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伙合作模式）兴起的时候，当时的状态是，政府出政策，医院出品牌，医生出专业，投资方出资金，我们出管理。当时我们想着，中国如果有三百万医生都来做，四百家连锁诊所肯定能搞成，我们当时与上海的东方医院、浦东医院、瑞金医院、第七人民医院等都谈好了，合约书也是好几套都通过了，但上报到了卫生行政部门这一环节，就又没音讯了。”

　　“我们也与国药集团谈了合作，他们同意在他们大厦下面合办一个国药——邻家诊所，设计装修好了、该大厦所在的主管区长也批了。但是，等到申办开诊所的时候，区行政管理部门窗口说他们区没有规划开诊所。”

　　“2015年，在和吴孟超教授沟通咨询后，听说上海另外有一个区可以搞诊所，我就派人去了解，但后来依然不批，到现在，那个区的规定依然是只能搞门诊部，不能搞诊所。”

　　后来，李健华又到南京、北京、广州、山东等地游说，“江苏省副省长同意，开了协调会，找了卫计委，省卫计委又说这个事情要市里办的，市里又说区里办。但是后来，领导换了，诊所也就又没有搞成。”

　　回到上海，李健华团队反复阅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调研了拟开诊所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等，进行了分析，也按照诊所的选址要求，调研诊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布局的关系等，终于在走访考察了五六十个商铺，找到了一两个适合的诊所选址。

　　李健华回忆，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对申请登记的医疗机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如果拟开的诊所在距离学校餐馆过近、场地产权证大小、楼层高低隔断，在消毒垃圾收集等环评处理上，在注册资金上、在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的安排上等不符合规定，审核不合格的，就会被毙掉。又得新一轮的选址、审核、公示……

　　不过，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明确提出：个体诊所的设置，不受规划布局的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

　　“内部都有小政策，不在大政策的范围内。”抱怨归抱怨，李健华也没什么辙。

　　2016年9月，李健华又申报了三家诊所。五天后，他收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答复：我们要三个月才汇总一次信息，请您耐心等待结果。

　　这让他颇感无奈：“现在的房价那么贵，但我不得不预付房租。再说了，医生会等我三个月吗？”

　　邻家诊所如果完全自营，单枪匹马很困难，也缺乏医生和品牌。李健华决定，和三甲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合作。经过多番沟通之后，得到不少公立医院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好不容易谈妥了一些合作，和北京、上海、南京等几家医院签订好合同，2016年4~5月，“魏则西事件”爆发。李健华很快收到通知，邻家诊所与公立医院的合作申请暂缓。一年半的准备工作再次泡汤。

　　“办个新型诊所怎么比登天还难？”李健华感叹：“建一个公立医院差不多只需要两年多，办一个新型诊所却两三年都搞不起来。”

　　人事难：

　　找个搭伴执业医生不容易，好在政策逐渐在松绑

　　“我虽说跟医学打交道半辈子了，可我毕竟现在不是医生，要开诊所，我需要医生来合伙执业。可是在国内，在职的医生很少愿意放弃自己手里公立医院的铁饭碗的，不在职的医生，一般年纪也都偏大，在接受新鲜事物上也会有一定阻碍。”李健华迫切需要医生。

　　按照1994年原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机构在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国内有200万在职医生，不允许他们开诊所，分级诊疗怎么做？”

　　不过后来，李健华很快发现，这二十年未曾改动的政策有了松绑的迹象。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先后发布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前者放开了医生跨区域多点执业注册，后者删除了现有规定中，“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这一条款。

　　按照“法无限制即可为”的理解，取消限制意味着，上述所有医生今后均可申办个人诊所。

　　在职医生可自由执业、可开办诊所，未来的想象空间之大，不过，面对原国家卫计委放出的重磅消息，李健华却不乐观。他提醒记者注意，“国家只是取消了原有的限制，这和允许开诊所是两码事。”

　　在医生们看来，公立医院的院长们，或许是未来诊所新政落地的最大阻力所在。毕竟“院长会担心，医生会不会把风险小、收益高的病人留给自己，带到诊所里去，而把风险大的患者推给医院？原本在公立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否会被分流到医师诊所，从而削减医院的收益呢？”

　　这些担心也并不是空穴来风。2016年5月，北京某知名眼科医院的两位主任，在未经医院批准的情况下，在多家医院执业。同时，他们还以无法做检查或缺乏晶体为名，多次将患者介绍到其他医院做手术。

　　再说，允许在职医生申办诊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63年，由于医疗资源短缺，原卫生部颁发了《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鼓励多渠道办医。

　　然而，个体诊所的疯狂生长，加之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相对滞后，迫使国家采取调控政策，以减少医疗事故风险。1980年，原卫生部颁布《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国家或集体办的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开业。”

　　如今，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让“为医生松绑”的呼喊此起彼伏。2014年2月，原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缓解居民看病难。但前提是，在职医生必须副高以上职称，且在该技术职务上连续任职两年以上——这样的标准，将绝大部分医生排除在外。

　　尽管“在职医生不得开办诊所”的限制行将取消，但李健华担心，法律上的鼓励也并不等同于实际操作中的便利。毕竟，政策的闸门一旦打开，行业难免鱼龙混杂，在管理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意外，很可能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也许让国内的医生成为“社会人”只是第一步，还需在行业制度甚至法律层面探讨如何规范医疗市场，医生与医疗机构合作才可能变得水到渠成。

　　李健华告诉记者：同时，中国现在的诊所还有三种现状，莆田帮过度治疗；黑诊所，好医生不会去，病人也受骗，实在可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基础设备欠缺、医护资源欠缺。

　　“所以，我想建不一样的诊所。有时候我会自己去其他国家、地区调研、考察，有时候也会和上海七八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一起去调研考察。每年都没停止过。”

　　得患者信任难：

　　药价贵？检查乱收费？诊所与药、检都分离

　　“中国诊所不止我一家，怎么让患者走进我们的诊所，赢得更多患者的口碑？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健华说。

　　5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就指出，患者在医疗市场上往往处于弱势，医患间很难形成平衡，而一旦医生成为患者的“代理人”，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让医生成为患者的“代理人”，其实就是医生独立行医，患者成为医生的长期客户。在公立医院工作时，医院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往往会忽视患者的需求。一旦离开公立医院，即便是大牌医生也不得不面临残酷的考验——患者是否还会找我看病？技术、服务，我靠什么吸引患者？

　　2018年6月25日，终于如愿，邻家诊所的两家小诊所同时在上海开业，一个是儿科诊所，一个是内科诊所。拿到牌照，获得政府准入只是第一步，民营诊所面临的更大困境在其后的经营。怕药价收费高，怕检查太多乱收费，怕医疗事故发生，所以，很多患者都不敢去诊所看病。

　　不同于其他诊所，邻家诊所只为患者提供医生看诊，为患者提供咨询、疾病的判断以及治疗方案推荐。李健华介绍，患者就诊完之后，需要拿着处方去隔壁药房或楼上药房拿药，“这个模式是学习的美国诊所，诊所与药房分开，避免了医生乱开药，以药赚钱，患者大可放心。”

　　而针对患者抱怨检查做得多，乱收费的问题，邻家诊所采取的方式都是与第三方检验中心合作。我们诊所里是没有检验设备的，如果患者在邻家诊所就诊后，需要做进一步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甚至是基因检测的话，我们会将患者的样本付费让第三方检验中心检验，在北京、上海已经有共享的第三方检验中心，患者也不必担心安全性、准确性的问题。

　　如果患者需要做X光等检查，邻家诊所选择的方法是与附近的医院合作，帮患者预约时间，然后再回到诊所让诊所医生解读，做进一步的诊断。

　　而针对患者担心的医疗事故方面，“我们正在接洽泰康保险、平安保险等，让保险公司为患者设计个性化的保险，为医患免去后顾之忧。”李健华说。

　　毕竟，民营诊所少了医保这一重要支付渠道，面对公立医院犹如先天缺陷一般。“诊所要赢得大众的信任、口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梅奥诊所用了上百年打开了口碑，我们诊所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更是任重而道远。”

　　李健华，半辈子都在与医学打交道，为了开诊所，从开始筹备、调研、过审批、吸引患者、让患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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