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口管好健康信息

　　受访专家

　　李立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范利，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　　

　　姚树坤，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就医难，养生热，当“求医不如求己”的心态逐渐在百姓中扎根，健康养生类信息便如一骑绝尘迅速占领了中老年市场。

　　事实上，你接收到的健康信息正确吗？健康教育，被专家视作慢病防控首道关口；健康信息，被世卫组织明确定义为通往健康的必经之路，但在当下，二者的发展并不乐观，问题频现。

　　传播要真实——

　　健康信息

　　一定要经过科学评估

　　北京协和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立明教授，跟记者聊起自己微信朋友圈中时常被些广为转发的伪养生内容刷屏，“孩子吃抗生素停止生长七天”、“微波炉辐射致癌”……作为搞了多年流行病学研究的老专家，李立明看到这些虚假甚至有些荒唐的养生知识，哭笑不得。一方面这些健康信息本身就是错的，为百姓带来严重误导，另外，有些互相矛盾的信息很容易让百姓无所适从。

　　是真是假，就盲目听信转发？对于健康素养水平并不乐观的中国百姓来说，无从判断。因此，这就对信息发布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即使有科学研究支撑的观点也不一定就准确，因为有的研究选择的人群比较特殊，或者样本人群选择很少，那么研究得出的结果不代表老百姓都适用。因此要有选择的传播。

　　李立明以美国科研为例，“在美国常有某些科学研究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的情况。比如，我们以往说研究证实维生素E预防心脏病，后来再评估时就发现了它有很多不良作用。但这种不良作用，只针对的某一不良指标。比如，它对预防心血管病是好的，但它却可能引起其他的病。类似此类信息，都不能轻易传播出去。”

　　“由专家来把关，通过专业人群来完成。另外，媒体也要提高医学素养，对基本信息有初步判断。”李立明介绍，从2000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就专门成立了健康教育信息研究中心，对现有健康信息的科学性做评估。评估有效的信息才能作为准确信息广为传播。

　　百姓学辨识——

　　带着防范的心理

　　接受普适型信息

　　但往往很多情况，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权威专家对接帮忙识别，却与那些直接进社区的变了味的“讲座专家”沟通更方便。他们主动上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际却“醉翁之意不在酒”。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提到一个案例：一个骗子公司邀请北京多个社区的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连续多天，先赠礼后骗走大笔“爱心钱”，短短4天之内就获利60余万元，被骗老人达200余名。这还仅是去年8月发生在北京某小区的一则代表性案件。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

　　给百姓科学准确的健康信息，无论是提高媒体从业者的医学素养也好，还是请专家为科普信息科学性把关也好，这是目前在做、未来大有发展的方向性目标。但面对上述这些充斥在身边的别有用心的健康信息，如何让百姓别再轻易上当受骗，是当务之急。李立明给出的建议是，“先学会质疑与防范，再选普适型信息”。

　　首先，百姓要先明白一个道理，人吃五谷杂粮一定会得病，只是选择性问题。比如，爱吃肉，则得心血管病几率大，得其他病的几率相对小。我们学习健康知识的目的就是趋利避害，尽量预防并延缓发生率高的疾病的到来，而不是借助某个观点、行为、某种食物长生不老永不生病。懂了这个道理，在面对健康信息时，就不会轻易受歪曲引导。接下来，再本着普遍与个体相结合的原则，筛选有针对性的信息。

　　“很多信息是公众的，不是针对个体的。公众的选择，既要了解这些大众健康信息，还应了解自己的个体情况。”李立明说，老百姓既要选择只针对一般人一般病的普适性的信息，还要结合自身情况增加相应信息，比如家族病史。

　　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与遗传、环境、习惯密切相关。吸烟熬夜，爱吃大鱼大肉，家族中又有癌症家族史，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光是按照调整生活方式的大众化健康知识指导，更应掌握基本的防癌常识。

　　医生要落实——

　　临床医生是

　　健康教育主力军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收到姚树坤院长赠送的一张朴素的小卡片。淡绿色的纸上印着“饮食调整温馨提示”，温馨雅致。记者一惊，接触过很多临床医生，这还是头一次，收到这样的特殊“礼遇”。追问后才知，姚院长随身带着这些卡片赠送朋友以及患者，已经坚持了五六年，最早就是面向他的病人。

　　那时他接诊时总会特别抽出一定时间做健康教育，宁可少挂些号，也要保证时间针对病人具体情况，交代清楚饮食、运动等注意事项。后来发现有些病人记不住，他就写在一张纸上，贴到病例本中。没想到，此举很受欢迎，效果也很好。好多病人再次就诊时病情控制的很不错，还主动提起，“姚院长，我按照你说的那个认真做啦。”于是，姚树坤将此广而推之，印成专门的健康教育卡片，送给朋友、患者，对于有着特殊要求的，他依然会在赠送卡片的同时写些特别说明以作备忘。

　　“其实，专科医师在诊疗过程中的健康教育是纠正患者不良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最有效方法，患者充分信任，即使短短几句话的健康指导，对患者的病情控制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多情况下，简单药物、较小剂量加之持之以恒的生活改善，即可以控制病情，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基层医生缺少健康教育的知识与技能，三甲大医院专家教授，门诊量大，根本没时间。”谈及难度，姚树坤也感到很无奈。

　　但医生落实健康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能量不可低估。李立明院长提起俄罗斯的情况，“他们喝酒很厉害，吃肉又多，但慢病教育做的很成功。医生采用双处方治疗，一个是药方、一个就是健康教育处方。不光告诉你得病如何吃药，还会告诉你烟、酒怎么控制等生活注意事项。因此慢病控制的很好。”而用这种方法防控慢病，放之四海皆准，不仅俄罗斯。

　　在做国家九五攻关课题时，李立明曾在上海做过高血压全人群干预项目。对高血压病人进行早期治疗，对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对一般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当时核算的投入成本为，前期投入一块钱，节省后面医保报销8块钱，1:8的比例，收效已相当可观。   

　　因此，很多专家颇为认同，临床医生应切实抓起健康教育。一旦专业医生缺位，必然导致非专业人士趁机补位，百姓防病不成反遭致病。

　　当然，医学专业知识与健康科普宣传还是有距离，有些医生确实不擅长，必须培训他成为能够讲老百姓听得懂的健康教育专家。李立明表示，近年来，医学院校已经注意，并相应增加了有关于沟通技能、健康教育培养内容。而他本人，也常去医院给医生讲新研究进展、技术发展等。“让医生与时俱进掌握新的知识。至少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科普时，不至于讲的脱离大原则方向，不会发生低级错误。工作已经在逐步开展，未来仍大有可为。”

　　政府需重视——

　　把健康教育抓到终端

　　民众有期待，医生在努力，但归根结底，如何做好健康教育，传递科学准确健康信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统一规划管理。

　　比如，首先改变对医院的评价标准。

　　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范利感叹，“当前的评价是看医疗数量，收治多少病人，门诊量多大，做了多少高精尖手术，医生晋级也是看发表多少论文，导致医生整天要么忙于抢救、治病，要么做研究写论文，根本顾不上健康教育。但未来实现健康中国，理想状态应该是医院越来越少，病人越来越少。对医院的考核，应转变为医院在进行对口社区健康宣教以后，周围地带社区病人来院率是否减少了，慢性病高危人群是否减少了，发病率是否降低了。” 

　　在范利院长看来，预防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上游举措，如果不把对医院的定位观念转变，不改变医生搞健康宣传与晋升职务业绩无关的现状，那么医生就依然没有动力。健康宣教这个阵地还是会失守。应该让临床医生、社区医生、患者三者联合在一起。医生给予包括饮食、运动、药物治疗相结合的一张大处方。社区医生负责处方的监督落实。这样才把处方变成自觉的健康行为。

　　姚树坤建议，卫生部门应该选聘有资质的专家（包括预防医学、营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临床医学专家）成立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遵循科学证据，制定常见多发病的健康教育指南或规范；进行常年的健康教育业务指导；审查公共媒体健康教育讲座内容。

　　对由于科学证据不足而尚无确切结论的健康问题。李立明建议应向公众客观介绍争议现状，鼓励对存在争议的健康信息进行再评价。

　　姚树坤强烈呼吁，完善与规范健康教育，从基础层面加强疾病防控，全面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才能实现“健康中国”这一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