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老人绝望离去

　　新闻背景

　　2003年起，世卫组织将9月10日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以呼吁公众对自杀引起关注。专注于中国自杀问题研究的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中国代表费立鹏，曾用14年时间研究中国自杀问题，成果发表在《柳叶刀》上，认为中国式自杀有个双高峰：15~30岁、65岁以上老人自杀率高。近日，香港大学发表在Soc Psychiatry Psychirtr Epidemiol（2014）期刊上的论文显示，从2002年至2011年，老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9年到2011年，65岁以上的自杀老人在自杀人群中占到44%，这其中，79%发生在农村。

　　老人自杀，刺痛人心，引发关注。

　　

　　受访专家

　　贾树华，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医师

　　李献云，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

　　徐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哲学教授、爱心传递热线创办人

　

　　在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教授的案头，放着一本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的《自杀启示录》，里面记录着200多个亲访的自杀案例。

　　从1999年开始研究老人自杀至今，十五年时间，她采用心理剖析方式，对2000多个自杀死亡者的亲友和知情信息人进行访问指导，积累了一批心理剖析的自杀死亡案例。

　　是什么让这些老人挨过了战争、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之后，在人生暮年绝望离去？

　　养老尴尬、社会保障不健全、赡养老人的传统伦理缺位……在一系列原因裹挟之下，不是所有老人都能颐养天年，有些，真的是度日如年。

　　农村老人：

　　生活的绝望，疾病的困扰，加上儿女的不孝，让老人无助、无力和无望，最终无奈离开   

　　来自辽宁的刘哲盛，还算命大，前后共自杀过九次，真没把命当回事。自从三岁丧母，他不知道该如何与女人正确相处。结婚以后，大事小事，和妻子一争吵，就以死相逼，他吃过老鼠药、喝过农药、还上吊过一次，最后一次自杀，也是因为小事和妻子吵起来，这一次却没那么幸运，一瓶农药结束了74年“闹腾”的人生岁月。

　　他死了，妻子觉得是一种摆脱，女儿坦言，家里终于平静了……

　　用死的方式来解决生的问题，不是因为生的问题有多大，而是因为，欠缺知识和方法的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死”路一条。

　　刘哲盛不是个案。贾树华感慨，一些农村老人很固执，和邻居一吵架、或者丢了面子，就可以成为他们一气之下断然绝命的理由。

　　与这种“闹剧”相比，更多的农村老人是因为生活的绝望、疾病的困扰，以及儿女的不孝，让老人成了三无老人：无助、无力和无望，才无奈离开。

　　姜红云在老伴去世后，她开始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每家住一个月，但很快，儿子们就开始嫌弃她，给她的就是冷言冷语、剩菜剩饭，在农忙的时候甚至连冷饭也吃不上……2006年5月，她拿起在农村随处可见的一瓶百草枯，一饮而尽。

　　然而，对于母亲的死，大儿子不承认是自杀，只是很平淡的说母亲是因为肾积水而去世，他说，“人都是要死的，也没什么好悲伤的”。而据村民介绍，这个大儿子算是四个儿子中“最孝顺”的，其他三个儿子则根本没露面。

　　子女的薄情寡义和赡养缺位，起初让贾树华感到愤然不平。然而，接触了更多案例后，贾树华发现，这些似乎是农村老人走向绝望的通病：不能和儿女好好沟通，连一粥一饭的供养都难以为继，子女之间因赡养问题而产生矛盾，老人觉得自己是累赘，白白增加负担。

　　于是，一死百了。

　　但其实，在农村很多自杀者本可以不死的。他们根本没有自杀死亡的动机，只是把自杀当成一个解决或逃避问题的方式，可是，为什么死掉了呢？

　　贾树华分析，“一是自杀的农药易得，一瓶盖百草枯就可以要人命，而这个恶劣的东西在农村随处可得；二是农村卫生救助能力和资源薄弱；三是农民对心理危机和危机应对空缺。”很多农村自杀者把自杀当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生的问题“解决”不了，他们便想用最悲壮的手段死来“解决”。

　　但任何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在生命遇到困惑的时候，在纠结、痛苦的时候，其实最需要得到的是家人的帮助。一旦亲人表现淡漠，家庭支持不够，就会导致老人的自杀感强烈，促进老人的自杀行为。如果此时，给予及时的安慰和疏解，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但往往，这最基本的关怀、问候、交流都少有。

　　子孙各有所忙，无暇顾及。老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一所紧闭的大门，无人叩响，门内的波涛汹涌，全部自己消化，或许直到去世，都无人知晓。

　　在调研了这么多的自杀案例后，最令贾树华教授震撼和无望的，是这么一个场景。枯藤老树，夕阳西下，老人端坐在门前，不吃不喝也不动，贾树华问他在做什么，他面无血色地说，在等死。这种对生的无所盼，比自杀更让人绝望。就像是很多年前的花甲墓，“人到六十花甲子，不死也要送墓里。儿女孝顺送茶饭，儿女不孝只等死。”　

　　城市老人：

　　心里孤独更甚，“未亡人”有一年半的心理危机期，天天想自杀。

　　与农村相比，城市的医疗卫生、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社会福利都相对较高，导致城市老人自杀率与农村相比低很多。但这并不代表城市老人的问题少，他们更感到孤独寂寞，这种软性伤害，甚至比自杀更让人难捱。

　　“他不说话，坐在那儿发呆。吃饭时给他夹菜，他就吃一口，不夹就不吃。”2005年年底的单位团拜会上，一名退休老编辑的反常行为，引起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坤教授的注意。老人以往几年不是这样的，他身强力壮，为人开朗。而此时老伴刚去世。这类“居丧期”的老人被称为“未亡人”。按心理学原理，“未亡人”有一年半的心理危机期，天天想自杀。

　　这个老人又何尝不是。徐坤后来了解到，12月初他已经买好了200片安眠药和一瓶烈性酒，随时都可以告别这个世界。

　　自杀缘起孤独，他跟徐坤说起时，将孤独比作一把刀，“一天割你一刀，年复一年，我已经被割得遍体鳞伤了。”

　　孤独源于无人交流。“我好久没跟人说话了，我觉得我说话就是人，不说话就是动物。”

　　老人的一席话，让徐坤想起一个叫感觉剥夺的实验，心理学家找了十几个大学生，把耳朵、眼睛蒙上、不能动也不能说，只能吃喝拉撒，所有感觉都被剥夺，结果很少有大学生能挺过十天。这个实验后来变成一种刑罚。而很多的老人，都像实验者，长期生活在“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的孤独状态，内心快崩溃了。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一个人爱说话，并且经常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社会人。他与儿子说话，他就是父子关系，与同事说话，就是亲朋好友的关系，与领导说话，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当他一个人孤独不说话的时候，他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就消失了。人的本质被消失了，这个人，孤独如同动物。”

　　而有相同境遇的，除了“未亡人”，还有大批空巢以及失独老人，尤其失独，更为特殊。

　　有一位失独妈妈，女儿去世后，老伴也紧随其后，邻居朋友们见了她，总是安慰她，一次次让她想起这个现实，现在的她不敢出门，怕见人，出去倒垃圾也得先在门口听一听有没有脚步声……

　　无依、无靠、失言、失语，最终走向绝望。“失独老人的自杀倾向伴随终生。” 徐坤说。

　　残疾老人，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对他们来说，最苦恼的并非躯体上的伤痛，而是由于患病导致的丧失劳动能力，当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等家人照顾时，很容易变得抑郁苦闷，对周围的人、事、物格外敏感，总是怀疑别人看不起自己。

　　民间帮扶：

　　来自电话另一头的温暖。只要每天能有人与孤独老人讲15分钟话就能够支持他一天不自杀。

　　那个买了200片安眠药随时准备自杀的孤独老人，让徐坤颇为牵挂。从见到老人的第二天起，她便每天主动给老人打电话，询问他的状况。

　　“因为老人因孤独而导致自杀有四部曲：孤独而寂寞——寂寞而自闭——厌世而抑郁——抑郁而自杀。”徐坤认为，爱心可以填补孤独和寂寞，可以抵御自闭和厌世，也可以阻挡自杀的脚步。哪怕一通简单的电话，也是输送爱心的一种形式，也会发挥不可忽视的救助作用。

　　直到有一天老人说：“我不想自杀了。”徐坤这才意识到：救助成功了！

　　后来她从资料中了解到，只要每天能有人与孤独老人讲15分钟的话就能够支持他一天不自杀。这由此引发了徐教授创办“老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念头——可以提供更多的求助机会给那些具有自杀倾向的老人。

　　基于此种认识，她将“老年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冠以“爱心传递热线”的形式面世，希望以爱心温暖孤独的老人心。

　　2014年上半年，爱心传递热线共接听6451个救助电话，其中，失独老人所占比例最高，占29%；残疾老人紧随其后，占25%；高龄空巢女性占21%，此外，还有艾滋老人、失智老人等热线。

　　除了日常接听热线外，徐坤还计划组织这些残疾老人开展力所能及的手工劳作，如数字油画、插画、软陶、十字绣等，除了帮助因为残疾或生病卧床的老人打发时间外，还能极大程度减少老年痴呆或脑部退行性病变，更重要的是，当一件极具创意的手工制品诞生的时候，老人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使得残疾老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降低自杀率。

　　爱心传递热线救助的，可以说是每一位老人在年老之后都可能遇到的生活事件，如丧偶、孤独等。但“热线不是医院，电话也不是药片，像严重抑郁症等患者，还需到专业机构去治疗。”

　　“老人很需要这种心理帮扶。”贾树华说，通过对自杀未遂者进行调查，她发现，老人们在生命遭到困惑的时候，他们在纠结、痛苦的时候，很想求助，可是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在对254个自杀遗族家庭进行调查，只有2~3个人知道有心理咨询。让更多的老人知道有这类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扶。

　　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是降低老人死亡率最有效的方式，我国的自杀干预还很落后。

　　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患慢性病或身体残疾、经济困难、脱离社会、没有宗教信仰、欠缺心理知识，这些都是逼迫老人绝望离去的一个又一个诱因。  

　　而最为重要的两个原因，家庭支持不够，社会支持不够。

　　随着80年代一个孩子的政策，中国家庭结构逐渐成为421结构，很多农民工到城里找工作，年轻人的迁徙，导致很多老人空巢，脱离社会，失去家庭的支持，促进了老人的自杀行为。

　　与国外相比，在加拿大和美国，老人自杀率要低很多。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仅占自杀人群的18%；而加拿大，老人自杀率近年来则明显下降。

　　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李云献介绍，这主要归功于加拿大的养老制度。那里的老人不需要依靠儿女生活，也不需要担忧自己生病的问题。

　　加拿大的养老制度包括退休后的退休金和老人金。全民免费医疗更为加拿大的老人解除了后顾之忧。政府还通过社区为老人提供多种文化娱乐活动，来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

　　这些社会保障，都是降低老人死亡率最有效的前期保障。

　　而面对自杀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自杀行为干预，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国自杀干预所需的专业人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注册的精神科医生人数还不到两万，仅10万分之1.46人，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为10万分之13.7人、俄罗斯13.3人、法国22人，比较而言，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数量还略显不足。在自杀干预控制上，专业咨询人员素质也是良莠不齐。

　　因为目前我国没有《自杀援助法》相关法律，所有的自杀援助都是基于人性道德上的意识；而由于对自杀的无知，一些准自杀事件往往被当做无理取闹，直到现实出现。

　　但改变在进行。

　　如今，贾树华教授带领自己的团队将心理健康讲堂带进农村，这一模式，将继续推广。

　　著名作家孙惠芬，在贾树华的支持和引荐下，亲访一个个自杀案例，写成小说《生死十日谈》，以文学的手法，引起人们对农村自杀的关注。

　　华中科技大学刘燕舞教授深入农村对农村老人自杀的深入研究及报道，也引起广大关注。

　　徐坤教授的爱心传递热线，志愿者也从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如今上百位志愿者包含了从白领到普通民工，从十几岁年轻人到八十岁心理专家，从事这项公益事业。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门诊则为有自杀想法及行为的人们提供专业规范的临床服务，帮助他们摆脱痛苦。

　　路漫漫其修远兮，自杀干预工作一步步引起重视，最终将达到一个目的：

　　自杀一个都多！

　

　　链接

　　全国免费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热线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热线 （北京回龙观医院） 010-82951332

　　爱心传递热线 8008100277 （徐坤）

　　重庆生命危机干预热线 023－66699199、666992999（重庆生命求助热线）

　　广州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20-81899120 （广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青岛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532-85659516 （青岛市危机干预中心）

　　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0755-25629459  （深圳市心理危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