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胰腺癌这六年

　　■病人得了癌症，家属常常采取隐瞒病情、说假话等方法。但病人一般都是很敏感的，隐瞒不可能持久，如果是郁闷加猜疑转化为抗拒，其治疗效果一定是最差的。因此我不赞成隐瞒病情的做法。许多高明的医生也不采取这种方式。

　　■不知自何时起，在癌症治疗中普遍存在着过度治疗的习惯。由于得了癌症，不管是本人还是家属，往往都心急如焚，想方设法进行治疗。饥不择食的现象普遍存在。到处求医问药，难免治疗过度。

　　■治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选择的过程。选择医生，选择医院，选择医疗理念，选择治疗方案。治病不停，选择不止。我认为，一般较重一点的病，都应该有至少两类医生：西医和中医，西医之中最好还应有各个相关专业的专家为好。这样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才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祖传式坐堂大夫”特点是有所谓秘方，下猛药，排斥其他医生。治好了说不清，治死了不负责任。或许有一两例治好的同类病例，大肆宣扬；但可能有更多的治死的病例，只字不提。这种类型不靠谱，我不敢用。

　　■医生和患者因病而结识也是一种缘分，不过医生也是普通人，也会遇到他们无法解释的时候，在健康这条路上，我们都是求知者，需要不停探索，偶尔会有失误，但仍然需要积极向前。

　　时至今日，患病六年。回想当初“三到六个月”的“宣判”，庆幸之余，感慨良多。

　　六年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在癌症患者看来已是相当长的时间了，更何况是胰腺癌患者。甚至一些早期知道我得病的医生和不经常联系的朋友，后来听别人谈到我时竟惊讶地问道：他还活着？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虽然不那么讲究，但那真实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患者，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借鉴前人的经验。我希望，我的这些真实的经历和真诚的表述，能够对癌症病人在与疾病抗争中有所帮助。哪怕是一点启示，也算我没白得这个病，没白经历一回。

　　“吓死了”和“治死了”

　　作为一个病人，适应这个角色还真需要一个过程。

　　我是2007年5月28日在新疆发病的，入新疆军区总医院后被初步确诊为胰腺癌（晚期）。随后转院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不久又转院到北京协和医院。

　　6月2日，当中央电视台播放黄菊同志逝世消息的时候，正是我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二天。当时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我爱人急忙关了电视机。虽然大家没有明说，我还是能感觉到这次的病，很重。

　　家人的隐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多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这个观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患者被癌症吓死，无非是恐惧和心理负担过重导致疾病加重。而恐惧和心理负担往往来自认识的偏差，即对癌症的认识不科学，不正确。比如，认为癌症就是不治之症，已经有无数事实证明，癌症只是种慢性病，只要治疗得当，大多数的癌症病人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得了癌症就要承受大量治疗，其实有些癌症患者刚发现时体征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是过度治疗后人变得越来越瘦弱了。一些发现较晚的，癌症已经使病人消耗了许多，再接受过度治疗，势必造成病人体力不支。如果能够使癌症患者首先做到科学和正确地认识癌症，消除恐惧，“吓死了”的比例会大大降低。

　　为了病人不被癌症吓死，人们常常采取隐瞒病情、说假话、做假病历等方法。但病人一般都是很敏感的，隐瞒不可能持久，如果是郁闷加猜疑转化为抗拒，其治疗效果一定是最差的。因此我不赞成隐瞒病情的做法。许多高明的医生也不采取这种方式。我的病情就是协和医院赵玉沛院长向我说明的，他不但解释了病灶现状，也说明了常规治疗方法，即首先考虑手术。虽然由于肿瘤生长部位的原因手术很难做，但“艺高人胆大”，他还是决定应该做。我表示同意，并签了字。

　　在准备手术的过程中，我跟医生提了个要求，让我见见以前胰腺癌术后的病人，我想跟他们聊聊。

　　五天过去了，谁也没帮我找到手术后还活着的胰腺癌患者。于是我犹豫了。如果手术后的存活率很低，我宁可选择不手术的保守治疗方法。拒绝手术后，我转院到了一家肿瘤专业医院。在化疗和放疗科室的嘴仗中（他们都说自己的方法更好，而对方不好），我最终选择了放疗的同时配合口服化疗药物。做治疗前医生告诉我，必须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因为治疗是消耗性的。于是我选择了运动量不大但适合我的高尔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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