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心中的伤与痛

　　■有一次，史毅小组费尽全力，没能把患者救过来，但他们遇到了极其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没有抱怨医生还表示感谢。下班走的时候，那位家属在楼道里，他们感到无法面对，最后大家没走正门，而是跳窗户走的，好在办公室在一楼。

　　■“洋洋的病情恶化，已经失去手术的机会，我非常抱歉，带着洋洋回家吧。”这句话一说出口，洋洋爸爸眼圈瞬间变红，期望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他……这个眼神，在顾晋教授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至今令他备感自责。

　　■凌锋说，医生要做观世音菩萨，观——认真观察患者病情；世——世事洞明，深刻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准自己的位置。音——能够倾听别人的声音和不同的声音；菩萨——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论贫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

　　整天跟死神抢夺生命，胜少输多，最终都要无奈面对的群体——医生，他们心中的伤与痛，很少有人关注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魏永祥又打开台灯，把手术方案看了一遍，早上一上班就要给一位8岁的男孩做颌面部的肿瘤切除术了，他总感到有些地方还不踏实，还要再细细推敲一下。

　　如今，10多年过去了，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健健康康的大小伙子，从同仁到朝阳再到安贞，魏永祥因工作岗位变动调到哪里，孩子始终没有中断与魏大夫的联系。已经就任北京安贞医院院长的魏永祥说，我们已经成了亲戚了，孩子的父亲就说，孩子离开谁都行，就是离不开您。离开您，就活不了了。定期复查，调药，十多年就这么下来了。

　　史毅（化名）原来是北京某医院外科医生，行医十年后，他改行做了医学教育工作，但让他最难忘记的还是在临床那十年。苦、累、无奈、绝望、欣慰，可谓五味俱全。史毅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他们小组连续手术14个小时，终于把一名车祸患者救过来了，几个人几乎累散了架，横七竖八坐靠在手术室的墙角喘口气。

　　刚坐下，就看到同样劳累了一个晚上的麻醉师摇摇晃晃到了病人跟前，伸手要去拔病人的呼吸机管子。史毅几乎是跳起来的，一脚就把麻醉师踹翻，大吼道：你疯了！想干什么！麻醉师这才醒悟过来，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说，糊涂了，糊涂了，把管子当成扶手了。差点出大事！

　　还有一次，史毅小组费尽全力，没能把患者救过来，但他们遇到了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没有抱怨而是对医生们表示感谢，还劝他们别太难过，怨不得医生。

　　史毅说，下班走的时候，那位家属在楼道里，他们感到无法面对，最后大家没走正门，而是跳窗户走的，好在办公室在一楼。

　　在美国纽约撒拉纳克湖畔有一座墓碑，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们到了这里，都要去看看那块著名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说出了医生的心声，医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关怀和安慰。

　　我们常常关注于某种重病患者被救活的新闻，常常慨叹某位医生的妙手回春，但也常常忘记了，医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胜利只是阶段性的，最终是失败，人终究是要走向死亡的，死亡的最终方式都是疾病。医生负责管理的就是生死之间的最大不确定性或者是人生最大的困境。

　　这个整天跟死神抢夺生命，，胜少输多，最终都要无奈面对的群体——医生，他们心中的伤与痛，很少有人关注和关心。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消失了，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和无奈

　　“活生生的人，前一秒钟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钟，就没了气息，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毕业后去急诊科上班的第二天，就让田明（化名）一下子感到生命的脆弱，尽管时隔5年，山西某医院急诊科的田明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那天来了一位车祸患者，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推他做术前检查时，为了不让他昏迷、失去意识，一路上田明都在噼里啪啦地跟他说话，他也能微弱地回应田明。

　　但拍完CT回来的路上，他刚和田明说完一句话，突然就没声了，田明赶紧摸他的大动脉，没有跳动了！便开始慌忙地给他做胸部按压急救，做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停不下来，希望奇迹到来。

　　五年中，田明不记得经历了多少例生死离别的病人，很多医生已变得冷静，但田明每次遇到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发酸。

　　很多患者家属看到病人去世，都悲天跄地，看到一旁的医生却表情冷静，认为是医生职业冷漠。其实，每天回家路上，心情好坏都与当天病人的状况直接相关，田明说，她的脑子里每天回家路上都会反复闪过：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或许就……

　　这样的问题，想忘也忘不掉，“妈妈总是劝我不能把路也当成急诊室、家也当成急诊室，家人跟着都累了，但这就是真实的感受，每天回家我都会和他们唠叨几句病人的情况，说完情绪会好点，家里成了我情绪排泄的出口，不能让病人承受。”

　　术后十分之一的失败率，在半年内连续遭遇两例，感觉不仅是无奈，甚至会有些绝望

　　颅颈交界畸形手术是神经外科较高难度的手术，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作为全国该学科的排头兵，理论上10%的术后症状加重比率，余新光教授及其团队做过近800例这种手术，仅有4~5例出现。而蹊跷的是最近半年竟然就有两位患者出现意外，面对如此意外，余新光教授用了“绝望”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第一位患者是个12岁的小姑娘，术前已经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畸形的骨头把脊髓压成了像线那么细，位置就在脑干前面，仅仅隔着一层比纸还薄的脑膜，要把畸形的骨头拿掉，手术的风险可想而知，北京很多大医院的专家都婉拒了这台手术。余新光教授接下了，而且出现了术后病情加重的意外，小姑娘术后不能自主呼吸，完全要靠呼吸机。

　　“小姑娘身体太虚了，用了各种办法进行营养治疗，消化吸收也很有限，根本没有力气呼吸，也吸收不了营养”，余新光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尽管这些风险已早告知患者家属，但他还是默默做了一件事：自己掏了2万多块钱，买了台简易的呼吸机给小姑娘用，“患者条件不太好，医院呼吸机的费用太贵，能替她省点就省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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