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有个百岁日本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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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医山崎宏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在河南目睹日本兵残杀中国人的暴行，愤然出逃，在济南定居。在此后的70多年时间里，他用擅长的儿科医术，为三四代中国人看病，即便是在文革的时候，也因日侨的身份受到保护，没有停止行医。而今已经101岁的他，眼不花、手不抖，每天仍出诊两个半小时。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给他题了4个字“大道无门”。

　　山大夫每天坐诊2个半小时，擅治儿科疾病，几十年来，已经治疗了三四代人了。

　　从针灸盒里拿出根银针，用碘酒棉球给针消毒完毕后，右手三个手指捏住银针，轻轻扬起，快速落下，准确扎入婴儿的足三里穴，然后轻轻捻动。

　　这是101岁的“山大夫”——山崎宏这天接诊的第13名患儿。按照日本的姓名称呼他应该是姓“山崎”，但当地的中国人习惯了，就把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当他的姓氏。

　　这天是2008年的11月28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诊所，健康时报记者目睹了这位百岁日本籍医生看病的全过程。    

　　同诊室的刘谟桐医生利用看病的间隙告诉记者，山大夫每天在这里坐诊2个半小时，10点半下班。每次要看十几甚至二十个病人。老人家擅治儿科疾病，对儿科三大征：发烧、咳嗽、拉肚子，使用独创的三味汤、九味汤加减，几十年来，已经治疗了三四代人了。

　　说话间，一个住在济南西郊名叫刘玲的年轻妈妈抱着11个月大的孩子，在婆婆的陪同下专程找山大夫给孩子看病来了。刘玲说自己小时候就是找山大夫看病的，老公也是，现在轮到自己的孩子了，她给孩子说，宝贝别怕，山老爷爷看病不难受。

　　山崎宏老人眼不花、手不抖，就是耳朵有点背，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清楚。但这并不影响他看病。 

　　他举着电筒看孩子的口腔、舌头，掰开孩子的小手看掌，还看后背，看脚心，然后把耳朵侧过去，听家长讲，再用略带济南口音的中国话询问，再听。然后告诉家长孩子是过敏反应。然后写病历、开方子，一丝不苟。

　　刘谟桐医生说，山大夫在日本学的是西医，留在中国后，拜老中医为师，认真钻研过中医，现在看起病来，中西医两手都很硬，在当地名望很高。

　　10点半一到，老人家收拾好东西，站起来，向刘谟桐，向诊室的其他患者家属抱拳拱手，笑眯眯告别后，端着保温杯下班回家了。他的家就在隔壁单元的三层，自己上下楼，不要人陪。

　　深秋的阳光下，百岁老人踩着一地的落叶，缓缓、稳健地向家里走去。

　　日本的山大夫是怎么到了中国，又是怎么留下来的呢？

　　山崎宏看到日本兵把一个两三岁的幼儿活活掐死，这件事，坚定了他逃走的决心。

　　在山崎宏老人家里，他的女儿，已经70多岁的山雍蕴老人和爱人邢攸安与记者聊起了老人的过去。

　　山雍蕴说，父亲话很少，不怎么讲过去的事情。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路上偶然遇到一位姓梅的伯伯，才知道父亲在解放前的一些情况。

　　话还要从70年前说起。

　　七七事变两个月后，日本向中国大举增兵。日本冈山县30岁的医生山崎宏，被迫征召入伍，作为军医随着侵华部队来到了中国。他是那一拨兵里面年纪最大的。第一站被送到了天津塘沽驻防。

　　山崎宏的家族在日本当地以善良诚实著称。山崎宏平时连鸡都不忍心杀。换防到河南驻防时，他亲眼看到几个日本兵从一个中国妇女的怀里抢过一个两三岁的幼儿，活活掐死了。山崎宏冲过去要阻拦，被推到一边。

　　这件事坚定了山崎宏逃走的决心。

　　193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山崎宏逃了出来。一路向东狂奔，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路。之所以向东跑，他是想到海边找条船回老家冈山县。

　　在恐惧和饥饿中，山崎宏昼伏夜行了四天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晕倒在一个农户的家门前。

　　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那户农家的炕上，一对善良的中国农民夫妻救了他。离开前，那对中国农家夫妇给他准备了便装，还有干粮。山崎宏眼含热泪，向不知名的中国恩人深鞠一躬，又一次踏上了东去的路。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到济南。

　　到达济南后，山崎宏改名换姓，通过在济南的冈山老乡帮忙，以日籍侨民身份，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

　　山崎宏在看管仓库的时候，经常从库房拿些物资给那些穷苦的劳工出去换粮食活命，梅伯伯就是其中之一。

　　时间久了，引起上面的怀疑，就把山崎宏抓起来，打得皮开肉绽。山崎宏一口咬定此事与他无关，更不招供那些穷苦的劳工。最后由于没有证据，也就不了了之了。山崎宏的仗义，赢得了穷哥们儿的钦佩。几个脾气相投的人后来义结金兰，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大家给他介绍了一个从天津来逃荒的姑娘，帮他在中国成了家。

　　山崎宏看到大字报上“打倒刘山奇”。就去找领导，问是不是要打倒他？领导说，是刘少奇的“少”字写得连笔了。

　　说起这些年的生活，山雍蕴最大的感慨是：不论是抗战胜利后，还是“文革”动乱中，都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日本人，而遭到歧视、侮辱。

　　山雍蕴说，善良、诚实、仗义这些品德是不受国籍限制的，是相通的。父亲或许就是在中国的大杂院里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才扎根下来的。

　　山雍蕴说她至今还怀念住在趴趴房（一种很简易的小平房）大杂院的日子。上小学时，别的同学都姓爸爸的姓，自己却姓妈妈的姓，叫刘雍蕴。她不答应，闹着要改姓，跟别人一样。父亲就拉着她的手，到派出所改了姓。

　　那时，邻居们都叫山雍蕴的母亲为山太太。对她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本领很是佩服。

　　即便在“文革”中，家里也没受到什么冲击。那时，山崎宏在济南郊区的一个卫生院上班，别人都出去串联闹革命去了，山崎宏笑眯眯地说，我是日侨，我不干涉中国内政。坚持每天照常上班，给病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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