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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日本优秀企业的首要标准是经营者的志向问题，有没有志向，判断是不是准确，且尊重并爱护它的职员。中国的很多大企业是国企，经营者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不开放是有局限性的。”
针木康雄，年愈花甲，却仍是日本财经界活跃的经济评论家，被媒体誉为日本经济评论界的泰斗——“文笔犀利，他的看法比真正的经营者更为深刻”。
针木康雄现为日本商业杂志《BOSS》的总编辑，除了掌管《BOSS》的言论及新闻，还为《富士晚报》“深层真相”等栏目执笔连载报道，勤勉有力，在日本有着“为数不多的正义之笔”的称号。
自1984 年始，针木康雄出版了《改造日本的企业家传记》，全书7 册：《危机管理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伟大的技师——本田综一郎》、《实在而执著的经营者——丰田英二》、《热情而扎实的经营者——堤义明》、《从挫折中积极奋起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心向消费者的独特流——中内功》、《控制世界的帝王学——盛田昭夫》。这7 册书，一直以来不只在日本被奉为“经营学的神髓”，在中国经济界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经营者不能出于私心”
《京华周刊》：在中国有幸读过您那7本书《改造日本的大企业家》（中文版），总结7位大企业家的管理之道，我想知道您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什么？
针木康雄：非常遗憾，这是我20年前的书，所以这个评价也是20年前的评价。但是这20年当中，他们也有遇到挫折的。对日本来说，这20年的变化很大，过去20年这些非常出色、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很多人走了下坡路。
《京华周刊》：他们的挫折有没有相似之处？
针木康雄：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风光于日本最好的时代，没有预见到会有停顿、下滑的危险性，总是考虑到明天还会往上走、明天还会更好。对一个企业来说，一旦销售和成长停滞，就像发动机停止转动。这点可能是他们遇到挫折的一个共性。
《京华周刊》：这些企业家有没有一种共通的企业精神？或者说，在日本，伟大的企业是怎样炼成的？
针木康雄：爱社精神。这一点我认为是日本的企业精神最值得赞赏的。这些经营者与政治家不一样，他们（做事情）是出于对企业的挚爱，另外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总是考虑到自己的公司在社会上会受到怎样的评价，还要让每个员工都具自信和自豪感。这是大企业都追求的共同价值。
《京华周刊》：来日本前，我看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的一篇对话。马云向稻盛和夫请教的是灵魂问题：企业和人性的关系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发展到最后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针木康雄：稻盛和夫说，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私心？是不是出于私心？首先他先确认“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社会”，只要确认到这一点就坚信不移，自己的计划和行动就会果断大胆地进行。这一点不光是稻盛和夫本人，日本优秀的经营者都有这样的传统。这是从江户时代一直持续下来的好传统。
《京华周刊》：但市场经济最初都是以私欲起家的，大家在同一个市场上互相竞争，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现在你又讲不要存私心，这两者怎么协调？
针木康雄：对商人或者经营者来说，没有利益就没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商人是通过利益来增长自己的力量。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和实力的话，你再怎么说都只是空话，也没有人信，你也没有影响力。有实力你才能为社会服务，这并不矛盾。6 年前，日本证券金融界的“活力门”事件，崛江贵文就是为了公司赚钱，所以触犯法律。这样的人在日本并非不存在，但是对这样的人，真正的日本金融界都是嗤之以鼻。崛江贵文其实很有魅力、很有个性，我和他也很熟悉，但是他的作为和日本式的做法格格不入，大家无法接受。
《京华周刊》：稻盛和夫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很多企业经营不下去主要是因为缺乏对人的深层理解。日本企业的管理有哪些是值得中国企业家借鉴的？
针木康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经营者和带头人是最重要的。他们能够发挥领导能力，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成功的关键。这种领导能力不光是对公司和企业的领导能力，还包括社会上人们对他的评价，他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正向评价或者人们的尊重。这样，他反过来更能发挥他的领导能力。这样的经营者才能算是成功的。
《京华周刊》：你最推崇的日本企业家是谁？为什么？
针木康雄：日本企业家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创业者类型，自己创业，一直在这个位子上领导企业；还有一种是受雇佣的企业家，是4年或者6年一交替。这种评价很难。20年前写《改造日本的大企业家》时，我觉得这7个人是最伟大的经营者，结果20年后其中5个人都摔跟头了，所以评价很难。
《京华周刊》：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大企业也进了全球百强，您对中国企业有没有了解，中日大企业有什么差异？
针木康雄：日本优秀企业的首要标准是经营者的志向问题，有没有志向，判断是不是准确，且尊重并爱护它的职员。中国的很多大企业是国企，经营者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不开放是有局限性的。
《京华周刊》：这个“开放”是指什么？
针木康雄：（笑）引进民间资本。但是中国的问题有时候也很难说。
“羡慕中国的高速增长”
《京华周刊》：你对于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潜在影响如何评估？
针木康雄：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就大家的精神状态来看，我没有任何担心。
《京华周刊》：具体到如丰田、本田这样的大企业，地震对他们的全球布局，尤其是对中国的投资，会有影响吗？
针木康雄：心理上会有影响。但是，比如日产，震后两个月就恢复生产了；再比如说麒麟啤酒也恢复得非常快。这些大企业恢复起来之后，会带动更多企业。小企业看到这些大企业在运转，也会增强他们的信心。当然暂时来看有一些雇佣或者零部件生产会有一些变化，或者出现暂时的困难，但是可以在其他方面弥补。从日本总体经济上来观察，我想不会有太大影响。
《京华周刊》：作为经济评论家，你怎么看中国经济这20年的变化？这种高速增长在周边国家如韩国、新加坡也曾出现过，其深层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针木康雄：我非常羡慕，比如中国的京沪高铁三年就建成了，如果是日本的话需要30年。中国的政治强势，会带动经济，这个是正面的影响。
《京华周刊》：如果有隐患的话，会表现在什么地方？
针木康雄：抛弃弱者了。高速发展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拆迁问题。
《京华周刊》：就是追求效率的同时牺牲了公平和正义？
针木康雄：造成了很多牺牲者。这就是政治判断的问题了，什么是应该追求的，什么是正确的。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家长为了锻炼三四岁的小孩，让他们出去买东西，然后跟拍他们。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三四岁的孩子又过马路又坐车，买东西的过程中还可能迷路，东西也拎不动，但是一路上总有阿姨或者叔叔帮助他们。日本现在这点很可贵。人和人之间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最重要的。这个节目本身是日本社会的缩影：看到有人为难，你不能视而不见。
《京华周刊》：政府应该对企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应该维持爱护大企业，还是应该把企业成长的环境弄得公平点，让小企业也有成为大企业的可能?
针木康雄：政府出面就是一种捣乱了，企业都有自己的想法，政府出现就是一个绊脚石。经营者的理念会比政府强得多。
《京华周刊》：您对未来日本的经济怎么看？
针木康雄：这个问题很难啊。虽然日本这次遇到了地震，但是日本的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冷静的看，日本的经济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如股市的问题，日本的股市在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5000多点，现在降到了一半以下，这对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股市就像经济的体温计，现在处于低温期。其实，现在日本的实体经济已经恢复了，但是股市并没有正确地反应出对企业的评价，没有反应经济的实力，没有吻合。这是需要克服的一点。
（朱秦瑶、王志荣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