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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国民，媒体的报道无疑都是了解彼此最常规、有效的途径。
当我们以记者的身份深入日本，试图帮助读者读懂我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日本的媒体人也在用同样的方式，让日本民众更加认识现代的中国。
两国记者笔下的文字，影响着两国的民间，也影响着两国的高层。也正因此，记者们如何看待中国与日本，在两国从民间到官方的交往中，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我们想到与日本的记者们谈谈，看看他们眼中的中国与日本。
五十川伦义：我最关心中国改革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变化，还有就是对外国媒体也更加开放。到2000年以后，一般在北京的街上采访都会得到回应，例如‘9·11’的时候我去街上采访普通人的感想，他们真的是比较积极的。”
一头花白头发的五十川伦义看上去更像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他特意让人搜集了我们的资料，并且就我们事前发给他的采访提纲准备了一沓材料。
作为《朝日新闻》——这份日本发行量800 万的第二大报的记者，他曾经在中国派驻接近10 年，并且在期间9 次采访两会，同《读卖新闻》的保守立场不同，“朝日”的价值观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草根，这也是我们把他作为此行观察日本社会的抽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奥运后媒更加开放”
《京华周刊》：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对外国媒体采取了更放开的政策，你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怎样？
五十川伦义：是的，（奥运）之后确实有变化。以前我们要去中国采访办签证时，需要中国方面给我一个邀请书，然后我申请之后才可以去，现在不用这个环节了；还有一点，因为我还负责外交（报道），所以采访官员的机会比较多。但首先约见就比较难，即便约好了，如果在正式场合一般都是公文式的回答，但有时候约在外面，比较轻松的场合，对方也绝不会单独来，都是几个人，想采访到你要的东西一样很难。但作为记者，我们的确想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想法、看法。
《京华周刊》：用什么来形容这10年的驻华记者经历？
五十川伦义：如果简单说就是:作为一名记者，很高兴能获得很多体验，到很多现场去采访，能够遇到很多人。在中国的这9年多时间里，我遇到了很多很出色、很优秀的人，也有很多有幽默感的人，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京华周刊》：这10年持续不断地观察中国，你看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五十川伦义：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变化，还有就是对外国媒体也更加开放。记得1990年亚运会，我去秀水街采访一般的民众，竟然有人回答了我的提问！但是围观的人之中有人就说，他回答了！他回答了！（问：他们说的“他回答了”，是指责还是惊讶？）一方面是惊讶，另一方面也是指责吧。采访民众很不容易。1992年到1996年，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到2000年以后，一般在北京的街上采访都会得到回应，例如“9·11”的时候我去街上采访普通人的感想，他们真的是比较积极的。
《京华周刊》：我知道你9次采访中国的“两会”，采访“两会”和采访日本的国会有什么不同的吗？
五十川伦义：不同。日本刚刚开完国会，开国会的时候几乎都是在野党批评执政党。
《京华周刊》：报道“两会”的时候你会关注什么？
五十川伦义：每次都不一样，好像外国人关注的是公开度和领导人讲话有什么新的词汇和说法，比如推进政治改革等等。当然，外国记者也关注经济改革，因为随着经济改革（深入）会有政治改革，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何时开始？社会上也逐渐开放，现在政治话题可以谈，民众可以放心谈论政治、批评政治；还有就是人大的改革、基层村委会的选举。如果能随着政治改革推进政治透明度增强，那外界会安心——因为中国现在想什么（大家由于不了解，因此）都有点怕。中国是大国，周边都是小国家，中国在想什么很重要。所以中国更透明的话，大家就会更放心。
“中国人比过去更了解日本”
《京华周刊》：我听闻你2006年在东京品川区发表过一个演讲《中日关系走向——难以互相理解》，我想知道你对中日关系的理解。
五十川伦义：经济全球化影响非常大。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超过十万人，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超过70万。最近来日本观光的中国客人也多了。因为很多日企到中国投资，所以他们也想大量雇佣中国人。而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是独生子女，父母不愿意孩子去很远的国家，日本是比较近的（所以来日留学的很多）。民众层面现在是越来越多机会互相了解，这很好，会有助于改变以前的错误印象。现在日本人和中国人有很多直接的交流，我们也感觉到中国老百姓比过去更了解日本。所以我想，扩大这种民间交流，就能增加互相理解，促进两国关系稳定。现在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应该珍惜这股潮流，这样才能稳定发展下去。
《京华周刊》：从中国的角度看日本，你曾经也说过，“中国对日本的报道中，负面报道比较多”，这是为什么？
五十川伦义：中国媒体批评日本的文章还是挺多的，特别在政治或外交问题发生的时候就更密集。比较集中在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但是在教科书一事上，日本和中国的做法不同，日本是有多个教科书版本供学校选择，每个学校自选一种。而（中国媒体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却是日本政府编制了那样（指右翼教科书）的教科书，发给学校使用。
《京华周刊》：在过去数年，中国一些城市出现了很多“反日”游行，作为在中国的媒体人，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五十川伦义：2006年我已经回国，但是2004年亚洲杯我在北京，最后的决战日本对中国，我在工体。比赛结束后一部分年轻人很不高兴，破坏使馆车辆。（对于“反日”）很多人的看法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爱国教育成为了中国的支柱。我问过不少（中国）年轻人，你接受过爱国教育吗，有的说，我没有，考试很忙；有的说有，老师经常带我们看抗日电影。
《京华周刊》：我理解的爱国教育，不一定是看电影，不一定是参观卢沟桥纪念馆。课本里头就有这样的内容。可能你问的这个孩子把这个东西理解狭义了，他说的是课外的，其实课内也有。日本青年是不是也受到广义的爱国教育？
五十川伦义：爱国是不用老师特别教育的，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一般没有这种课，这个是自然发生的。我年轻的时候受的是和平教育。
《京华周刊》：现在的和平教育还有吗？还是完全是靠自然了？
五十川伦义：最近我没有在学校采访，但是可能和过去相比减少了，但是应该还有。比如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大会上，年轻人发誓一起继续和平。
《京华周刊》：不是发誓要报仇、要美国人血债血还？
五十川伦义：不是不是。
《京华周刊》：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的“反日”，实际上现在日本也有“反华”的事情发生。也许不是普遍现象，但是确实是有。怎么理解这个事？
五十川伦义：我这里有一份日本政府做的关于日本国民对于中国好感度的民意调查曲线统计，其中好感度曲线有3次大的滑落，一次是在1989年（从68.5%降到51.6%），一次是在2005年“反日”游行（从47.9%降到32.4%），一次是去年钓鱼岛事件后降到最低（从38.5%降到20%）。
《京华周刊》：我来之前也研究了这个表，这两天也一直在问，你认为还会往下掉吗？
五十川伦义：如果民间交流扩大就会回升。
《京华周刊》：这不是历史问题引发的？
五十川伦义：有历史问题，也有两国问题。
《京华周刊》：日韩国民满意度的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五十川伦义：一般来说，2002年共同举办世界杯后，日韩交流也越来越多。现在关系很好。
《京华周刊》：但是也有领土之争？
五十川伦义：也有，但是最近不是那么厉害。所以中日民众之间的交流扩大了以后，日本民间也一定会更加了解中国的。
“日本民众非常信任报纸”
《京华周刊》：我想对比一下《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这两家日本媒体在对中国报道上的态度和立场，包括方针政策有什么大的不同吗？两报也是竞争对手。
五十川伦义：我只代表个人意见，日本媒体应该是报道事实，这个立场都一样。发生的事情去采访。所以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两家都写。这个没有区别。《朝日新闻》里面也有很多记者，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读卖新闻》比较保守点，《朝日新闻》比较自由点，是老百姓的立场。
《京华周刊》：日本记者收入怎么样？
五十川伦义：算是比较高的，加班工资很高。
《京华周刊》：日本记者在社会上地位也很高？
五十川伦义：日本民众非常信任报纸。因为我们努力客观、公正、公平，并且把监督的权力给予读者。而且在日本整个媒体行业都很努力。
《京华周刊》：普遍来看在日本记者这个职业幸福感高吗？
五十川伦义：我想每个记者不一样，但是我想比较幸福。我来这以前问其他的记者，你来生还要做记者吗？他们都说还做。
《京华周刊》：你目前最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哪个方面？
五十川伦义：还是中国方面。
（朱秦瑶、王志荣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