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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不理解，问曾一智“怎么就和赵本山‘杠’上了？”她很不喜欢听这话，“你只要做了破坏文物的事，我就有权利站出来。”
北京大甜水井胡同，老房前，曾一智刚刚按下快门，一旁操着东北腔的女人就奚落开了：“老破房，有啥好拍的？”
年轻的东北女人眼里，这老屋早已人去屋空、破败不堪，与不远处王府井商业区的繁华现代相去甚远。曾一智却对这中西结合式的老房子宝贝得不行，那些雕梁画栋让她着迷，生怕看一眼少一眼。
她不停按下快门：“快看，多漂亮啊！”
她特意选在2011 年9 月18 日这天来看这位“百岁老友”——抗战时期白求恩式的法国医生贝熙业、抗日爱国将领蒋光鼐都曾住在这里——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80 周年。
退休前，曾一智曾是《黑龙江日报》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还是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第一名个人会员，被媒体誉为“笔战”推土机的民间文保人士。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哈尔滨，她都有着无数“贝熙业、蒋光鼐故居”这样的“老朋友”。它们在插着“经济建设旗帜”的推土机前，随时准备化为一片瓦砾。
曾一智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梦想是抢在推土机前，通过法律途径拯救她的这些“老朋友”——让那些已经确定为文物的建筑得到保护；让那些尚未确定、但却具有历史价值的老房子，能被职能部门认定为受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
与赵本山“杠”上了？
穿着30 块钱一件的衬衫，57 岁的曾一智半开玩笑似地幻想：如果有钱，她会走遍全世界，去看全世界的老房子。她甚至希望她的房子也能像动画里的“飞屋”一样飞上天，“那我也跟着它环游世界”。
她爱极了那些老房子。如果梦想照进现实，她就能和那些老房子一起老去。然而现实是，她总是不得不在一片片废墟前流连，有时还哭出声来。
7 月29 日，当她像个孩子一样爬上前门大街一座建筑的制高点，想看看前门东片儿她呼吁保护的那些老建筑，却猛然发现，本就是“不可移动文物”的晋翼会馆也遭到了破坏。几天后，她向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举报。而她的举报对象，正是本山传媒集团的“刘老根大舞台”。
十多年来，曾一智总是默默地为保护有文物价值的老建筑奔走，从未曾想像这次这样“大张旗鼓”。但是8 月9 日，当她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本山传媒集团的人想找她见面聊聊时，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信息已经被“出卖”给被举报方。她拒绝见面，并决定将这次举报告诉媒体：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后来，在带着记者探访的过程中，她又发现：除了晋翼会馆外，“刘老根大舞台”占用的柳祖祠也被破坏了历史风貌，本应是内院“二门”的垂花门，被建成了大门；被占用的乾泰寺则完全变更成了一个饭馆。
也有记者不理解她，问她，“你怎么就和赵本山‘杠’上了？”曾一智很不喜欢听这话，“我跟谁‘杠’上了？我没有跟任何人‘杠’。”她一遍遍向记者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条：“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的公共利益属性决定了其由公众来共享，你只要做了破坏文物的事，我就有权利站出来。”
在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曾一智，自然也理解为什么媒体更关心赵本山和他的“本山集团”。比起文物，记者们更喜欢“名人效应”、“新闻卖点”。但她还是忍不住反问那些问她“为什么跟赵本山较劲”的记者：“我举报那么多破坏文物的行为，怎么你们都不关注？”
更曾一智最伤心的是，有人说她“如此作秀是为了图名图利”。反对文物保护的人则跟着添油加醋，网上一篇名为《赵本山破坏文物与你何干，举报人曾一智穷疯了》的文章更骂她“疯狗乱咬人”、“贱命就是贱命”，说她“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受穷心理的平衡和满足”。
曾一智开始觉得“气愤”，后来又觉得“好笑”。这十几年来，她拖着多病的身体，坚持自费保护文物。在探访老房子的路上，她的腿经常走着走着，就“卡”住动弹不得——后来医生才告诉她，“骨刺又在作怪”。
最后，她终于意识到：“你不能要求价值观不同的人来理解你。”。
“笔战”推土机
曾一智也曾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去写她那些柔软的文字。
在1998 年3 月创办《黑龙江日报·城与人》专刊、呼吁文化遗产保护以前的17 年里，她一直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副刊编辑，沉浸在文学与哲学的世界里。在《城与人》创刊号《穿越博物馆广场》中，她还在用那些诗意的文字，回忆圣·尼古拉大教堂悠远的钟声；用文学的笔墨，追述大教堂惨遭红卫兵摧毁的过程。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使她蓦然发现：这座城市竟然丢失了那么多珍贵的记忆！
她不甘心只为那些老房子留下“遗照”、写下“传记”。她开始把相关法律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决意与推土机展开“笔战”。她不断地探访、写材料、举报，为数百个老房子和一处处历史街区呼吁、呐喊，甚至为此用坏了6 台相机。她的笔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柔软。
在很多开发商眼里，她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因为保护文物，她两次遭到殴打，多次遭到恐吓。她反问那些“经济至上”的开发商：“经济发展什么时候是止境？经济发展有什么理由破坏受到法律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朋友眼里，她单纯、没心眼儿，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在专家论证会上，她直言不讳地指着某位打着“保护文物”幌子牟利的专家的鼻子，揭露其如何违法破坏文物；提起与对方的交锋，她会像个孩子一样得意得哈哈大笑，“你跟他讲面子，谁跟文物讲面子！”。
曾一智说自己“是个迷糊人”。同事开车送她，下车时她总习惯性地扔给人家10 块钱；给朋友打电话，电话接通了，自己却忘了要说什么。但若真说她迷糊，她却又能将那些生硬的法律条文倒背如流。
曾一智觉得，她的梦想总有一天会照进现实。那时候，她的文字被录制成了广播节目，在哈尔滨当地电台反复播出。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订阅《黑龙江日报》，为得就是她的《城与人》。后来，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也找到曾一智，希望她能帮忙寻找父亲在哈尔滨留下的印记。她通过李英男及李立三夫人最终确认了李立三在哈尔滨的旧居。
不过，曾一智的行为却惹来了麻烦。一位报社领导要求她的《城与人》改版，“不许再写批评拆迁的稿子”，只许写一些“大城市文化”的文章。从未发过软文曾一智犯了倔：让她改版，她宁可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专刊。她主动要求从采编部门调到报社的“史志办”，每天埋头在报纸、资料堆里编纂“报社史”。一些同事不相信她主动放弃采编岗位，以为她图的是份闲差，也要调到这个部门，后来才知道：这是怎样一份苦差事！
曾一智形容那个时候是她“人生的最低谷”，看到老房子眼泪都能掉下来，“因为我的版面没有了，很彷徨，我上哪儿发稿子去？”开发商还请来记者写她，试图把她描绘成阻碍哈尔滨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其中一篇的小标题令她印象深刻：“曾一智不能阻碍哈尔滨的改变”。
不过，她并未因此放弃“笔战”推土机，她继续写，编辑们也都继续帮她发稿。后来她的文章被整理成《城与人：哈尔滨故事》一书，扉页里印着她创刊号里的文字：“我向远方眺望时却看到了我快乐的悲伤的童年。我想告诉博物馆广场上熙来攘往的人们，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砍伐文化……”
曾一智的行为，让哈尔滨的文物保护志愿者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展开了良好的合作。后来，那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也会在明里暗里为她提供帮助。他们递交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都得到文物行政部门的认定，还有一大批历史建筑纳入规划部门的保护范围。
一位派人跟踪过曾一智的开发商后来在私下里对她的同事表达对曾的敬意：“那天晚上，她上哪儿去我们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没下得去手，我们很敬佩她，因为这些事跟她的个人利益没有一砖一瓦的关系。”
哈尔滨的“老北京”
相比哈尔滨，曾一智对北京却有着更加复杂的感情。50 年前，年仅7 岁的她随同父亲“下放”黑龙江，从北京移居哈尔滨。儿时的北京生活让她现在还保留着一口“京腔儿”，动不动来一句地道的“拜拜了您内”。
2002 年夏天，曾一智回到北京，发现她和两个姐姐就读的实验一小（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剩了一座二层小楼。当时正值学校建校90 年校庆，她却在这一年永远丢失了可触摸的历史记忆。
她向北走到西新帘子胡同东口，忽然发现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城南旧事》作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已成废墟。《城南旧事》里情景是她儿时记忆的翻版。她站在废墟上，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眼泪瞬间掉了下来，就在那一刻，她决定要为北京城尽一份责任，她最不希望看到，那些灰墙灰瓦的记忆只存在老照片里。
她经常回到儿时曾经住过的后细瓦厂旧宅，回忆那些早已丢失的砖雕、门墩儿，那些早已搬走的老居民，那颗早已不在的枣树——当年那扇厚重、宽敞的朱漆大门，在2007 年也被改建成了一扇单薄的胶合板小门。小时候，她还常常与那扇大门一起游戏：她抓在大门的木板上，大人后面一推，门吱地一声带着她缓缓打开……
后来许多年里，她每年都奔波于北京和哈尔滨之间。只要在北京，她几乎每天都是在档案馆和胡同里度过。她的足迹遍布四九城，八道湾鲁迅故居、东厂胡同28 号侵华日军监狱、东总布胡同60 号“大酱园”、大甜水井胡同22 号、24 号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宅、“大吉片儿”、前门东片……为这些老房子拍照片、写材料，申请文物认定。
她的头脑里，时刻装着两幅北京地图——一幅久远，一幅现代，穿越了百年历史。她记得那些老房子民国时的门牌号；能在众多不起眼的门楼间，指出这个会馆、那个故居；甚至对于那些藏在房檐角落里的砖雕，也如数家珍。
十多年来，曾一智也时常看着那些自己为之奔波许久的老房子化为一片瓦砾。她形容面对废墟的种感觉，就好像看着自己的父亲离开人世，自己却无能为力。
2006 年，她呼吁保护东总布胡同60 号作家云集的“大酱园”时，赵树理、陈白尘故居已经荡然无存，东西厢房各拆了一半。她冲着那些民工喊：“你们拆的是为农民说话的作家的宅子，别拆了，求求你们。”她将与20 多位作家、作家家属联名的请愿书递交北京市相关部门，拆迁才终于停了下来。然而三年后，曾一智猛然发现当年保下的建筑，只剩了一座临街的“倒座房”。
后来，她养成了个“毛病”：胡同里电线杆子上只要贴着纸，她总会“神经质”似地凑上去看一看，生怕那又是拆迁通知。
在她和文保志愿者们历时4 年的努力下，2009年7 月，原本在拆迁名单之列的伍连德故居最终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曾一智总希望她的行为被人们复制，让大家通过自己的行为看到公民如何依法保护文物。“就是这么一个程序，这是一件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保护活着的历史
曾一智厌恶那些打着“修缮”的名义，毁坏文物的行为：“把有真实性、完整性的文物拆掉了，盖一个假的在上面。”
她带着《京华周刊》记者去看那些她平时“不忍看”的“伪文物”——会同四驿馆、潘祖荫祠、潮州会馆三座古迹被搬到了一起——新建材、现代工艺，红砖包裹着“空心儿砖”，只是在曾一智们的呼吁下，建设时才用上了几根老柱子。那些本有彩绘的老物件，还被刷上了新漆。当着记者的面，曾一智从一位看护院子的工作人员嘴里问到：潘祖荫祠已经租了出去，将被用作餐饮。
她想问那些毁掉文物的人：“这也是属于你的，也属于你的后人的，如果将来你的后人拿着一张照片问‘这就是您毁掉的？’你何言以对啊？上边还有祖宗你也对不起。这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如果把他的记忆抹掉，这个民族是会消亡的。”
曾一智更加担心：当这座城市坚固的记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烟消云散，那些活着的历史也在慢慢消逝。她经常发现，带她去看那些老房子的老人，已经带着他们的“口述历史”离开人世，“有的时候他们带走的，就是后人永远解不开的迷”。
她甚至觉得只保护那些老建筑还远远不够。她时常担心：再也听不到她最爱的那一口北京南城的“市井京腔儿”，看不到老北京遛鸟儿、下棋。
从2005 年开始，每一次来北京，她都会走一趟正在拆迁中的“大吉片儿”，“那感觉好像回家一样”。当地的老居民很多都能认出她，“这老大姐，人可好了”。老居民听到她来，特意跑出来看她；还有老居民偷偷向她“举报”：“那边儿工地挖出了个石龟，您赶紧过去看看。”这些细节让她感动。而往往这时，胡同里墙上大大的“拆”字，就更让她伤感。
她说：“在胡同里居民的帮助下，有好多建筑构件在拆迁中得到保护。但这些原本是不可移动文物的构件，就这么变成了可移动文物。尽管有一些被送到博物馆，但那些展出记录的是让人心碎的拆城史。”
她觉得，改善原住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保护文物其实并不矛盾。她曾提出，用改善民生的工程，对接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一方面是在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性，一方面也是民生工程。”
她一再说:“老北京的文化不光是外在的建筑，更体现在人文环境。你把这些原住民迁走，留下那些没有原住民的胡同，那不是死街一条么？”
与记者一起穿行在前门商业区，曾一智一一数着那些仅存的老建筑，讲述着那些老字号的现在与过去。那天恰逢前门的“台湾映像街”开街不久。曾一智想着她的理想，“阿里山广场”上的年轻歌手却在唱着这座古都的现实，“我要飞得更高”。——但这些年轻人永远不会知道，许多年前的北京人，在银锭桥上看到的是怎样的西山。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摇滚歌手何勇曾说：“北京老房子拆了很多，有些伤元气了。后海现在就像个大俗丫头，以前的后海是一个多么清纯的小女孩啊！我和后海是青梅竹马……可如今她变得如此风尘，你说我什么心情？”
面对被“刘老根大舞台”占据的阳平会馆戏楼；面对没有京剧、昆曲，只有二人转的前门大街，曾一智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你说我是什么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