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摇滚“幸存者”

    汪峰今年刚好40岁，正在准备他的全新个人专辑。他的助理说，汪峰经常从下午一直工作到凌晨，而这张专辑“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大名鼎鼎的摇滚人中，似乎只有汪峰还在孜孜不倦地扑腾着。像任何一个正常的“艺人”一样，他签公司、出专辑、开演唱会、上娱乐访谈节目，还不乏争议性的新闻。汪峰清楚地知道，他是“娱乐圈”中的一员。为此，有人说他是摇滚乐的“背叛者”，也有人称他为摇滚乐的“幸存者”。

    在张北音乐节上，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因为堵车而迟到，他们向台下观众这样提到汪峰：“你们的中国的新一代的摇滚教父，也正堵路上呢！”

    “摇滚应该是最主流的”

    在7月30号的张北音乐节上，汪峰明显比其他摇滚歌手更加“主流”。他不说脏话，会向站在远处的“歌迷朋友们”问好，介绍乐队以外，还额外感谢了灯光舞美以及主办方，甚至让台下观众“点歌”。当汪峰问台下观众想听什么歌，数万人齐喊：“《飞得更高》！”他的造型也经过精心的准备：标识性的“飞机头”，据说得梳45分钟。在自然状态下，汪峰的头发是披散着的，但这不能在媒体上公开。

    他对演出的效果要求精细。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汪峰回到休息室，和乐队成员讨论这次演出声效音响方面的细微不足。这种精细是汪峰的常态，2010年演唱会，为了演出效果，主办方亏损了近200万元。

    朋友郑钧说，汪峰太紧张了，太在乎了。对此汪峰的回答则是：“我只能说，老郑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太放松了。如果他指的是我每一张专辑都有这么多作品，那我承认，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和许多摇滚人一样，汪峰也是从地下乐队起步的。但他从没有认为“摇滚”就必然得和“贫穷”与“困苦”挂钩。“如果在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摇滚乐应该享有的是最高的地位、财富和观众群。”

    或许正是“主流”，让汪峰陷入了摇滚“背叛者”的争议。他真正开始大红大紫，是《飞得更高》。这首歌励志、简单，还刚好赶上神六上天。这些让汪峰背上了“投机”的指责，被说成是“打着摇滚旗号的骗子”。然而，当人们慢慢发现，崔健、窦唯、丁武、郑钧等赫赫有名的摇滚人物都鲜有动静时，汪峰变成了中国摇滚“硕果仅存”的歌手。

    “摇不摇滚，听唱片，看演唱会，说别的没有用。”汪峰清楚自己的“幸存”：“在摇滚乐这个领域，在国内，可能我的状况是最好的一列，用幸存者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我并不惨，也不是遗留下来的，只能说是坚持到现在状态还依然不错。”现在汪峰敢想想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高度，问自己，他们真的还有那么远吗？

    “没有信用卡没有她”

    汪峰把《晚安，北京》和《春天里》归为自己的“一流作品”。1996年写《晚安，北京》的时候，汪峰正过着2009年的《春天里》所回忆的生活：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

    汪峰从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5岁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流了眼泪，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在高二的时候，他听到了罗大佑的《之乎者也》。“那是一张最纯粹和特别伟大的摇滚乐专辑，他比崔健还早10年。”汪峰那时对摇滚乐还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但他知道，这个音乐好。

    1996年，中央芭蕾舞团的小提琴手汪峰放弃了铁饭碗，开始一门心思玩摇滚。日子并没有后来《春天里》描绘得那样单纯和美好。汪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靠着音乐和理想养活自己。他带着“鲍家街43号”乐队，在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找人听歌曲小样。他交不起房租，穷的时候只能回家找父母写欠条要钱。

    汪峰所处的，甚至不是中国摇滚“黄金时代”。在乐评人李皖的描述中，1996年的中国摇滚正处于“轰动的尾声”，开始进入漫长的“失语期”，崔健、唐朝、魔岩三杰，这些都是1994年及以前的轰动：“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

    事情到了1997年似乎出现了转机，“鲍家街43号”乐队签约了京文唱片，终于正式发行了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Ⅰ》。可汪峰并没有因此和富裕、主流扯上关系，整个乐队连同经纪人，他们只能平分12000元的收入。

    痛苦期持续到了1999年。华纳唱片进入中国，总裁许晓峰决定签约汪峰，但条件是，不签乐队，只签他一个人。汪峰后来说，这是个“很孙子”、但“没办法”的事情。他签了约，组建了新乐队，渐渐出场费从3000元涨到了20万元。

    《飞得更高》后，汪峰真正火了。但那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这个许多人眼中的“扛着摇滚大旗的骗子”正在度过自己的迷茫期：“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确定找到必须要全身心投入的特别清晰的方向。”与这段时期相比，汪峰甚至觉得之前那些没钱的日子，都不算什么。

    “我没有演过”

    汪峰毫不避讳谈到钱，他甚至对钱和摇滚乐的关系有一种使命感：“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我的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句话一点儿都不会觉得惭愧，我要争气。长期以来摇滚乐一直都不是最高的，甚至是第三等、第四等，如果我可以做到，就从我身上开始。”

    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中，汪峰写了一首叫《名利场》的歌：要装就要装得象样，明星和乞丐不一样，要控制好你的表情，要表现出你的善良……其实每一个人都看到，你演得比电影还精彩，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不过是不过是一个名利场。

    汪峰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娱乐圈大名利场之中。“我不是也在娱乐圈里吗？我也是其中一份子。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在这里面能保持清醒，它有让我觉得特别丑恶的一面。永远会有无奈，需要暂时适应的时候，为了全局，为了别人，需要配合，这个我会，但我没有觉得别扭到哪儿去。”他的前女友葛荟婕在博客里写道：“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但是汪峰坚决不承认。他斜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跟你说，我没有演过。”

    到了不惑之年，又有了女儿，汪峰却觉得自己并没有因为当爹而变得温情脉脉，反而变得更有棱角了。“你可以听出来，《信仰在空中飘扬》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写的歌。”在这张被称为“汪峰最放得开”的专辑里，他依旧愤怒，讽刺了名利场，咒骂了这个世界“没意思”，还向青春告了别，最终向偶像鲍勃·迪伦致敬，举起了“信仰”大旗。

    汪峰喜欢在歌曲中提到“信仰”这样的字眼。如今他有名有利了，和当初“穷摇”时候的信仰没有任何变化。“信仰是永远不会因为生活的经历、命运、贫富的改变而改变的一个事物。比如一包烟、一棵树、一个房子、一个主义、一个形象，世间万物都是。对我而言就是音乐。”

    对话汪峰：最没意思的最有意思的

    京华周刊：如今摇滚乐的环境比90年代好吗？

    汪峰：从我们能看到的迹象，整体肯定是好了。现在整体的市场和观众要更大，时代不同了，大家对这个的接受程度更高了。如果只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肯定是好得多。

    ：为什么没有再出现90年代那样具有轰动效应的摇滚歌手？

    汪峰：有很多和我们在同一时代做音乐的，现在早就不做这个行业了。新的，年龄更小的，也不是说不好，要有真正深入人心的，能代表整个社会当下状态的作品，才能够让你分量更重。更年轻一代更关注自身的状态和对现在生活的描述，恰巧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中，让人觉得比较失望、不疼不痒的东西比较多。不像那个时代，思想剧变时期，有很多巨大的矛盾冲突。那个时代艰苦的生活和极度闭塞的舆论环境，现在肯定没有了。压得更少，出得也更少。那个时期的优秀作品现在依然优秀，但是不能生硬地说那个时代好，怀念是可以的，如果定义为最辉煌最好，我一开始就不同意。那个好是因为没有对比。

    ：你会把自己当做品牌来经营吗？

    汪峰：音乐本身创作是跟经营没有任何关系的。在商业包装方面，签下我的公司去考虑，虽然我可以提供我的想法，真正的构思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有经营的概念的话，我能辨别什么团队是好的，什么是我不需要的。

    ：最在意的批评是什么？

    汪峰：如果有歪曲的新闻，我会站出来说事实。如果滑稽的，没什么价值的，我就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对我整个人真正有见地的批评。像中国有几个人我觉得是真正有水平的：王小峰、李皖、郝舫。他们始终会让我觉得很信服，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水平。所有最严厉的批评是99%的人都看不懂的，是就我作品具体的分析，包括歌词的巨大漏洞和心理基础的缺失。这几个人都有过，对我特别有帮助。

    ：除了音乐以外，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

    汪峰：家人。电影、诗歌，这些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直喜欢的。还有社会的发展，那是每个人都会关注的，我的生活比较枯燥、简单。

    ：40岁了，还对什么深信不疑？

    汪峰：我能深信不疑的是我了解我自己。我只能这么说，除此之外，所有的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国家的变化，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不是不愿意去相信，是相信也没有意义。

    ：觉得这个世界什么有意思，什么没意思？

    汪峰：我觉得这个世界最没有意思的那些事情是最有意思的，大家觉得最有意思的那些是最没劲的。没有什么具体可指的，你可以去想，生活中大家的兴趣都在哪儿，你可以自己去安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