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群体“上升通道”不能被挤占

    在当下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的上升通道原本就不充分。而在近年来有限增设的一些上升通道中，有的遭受到中上层群体的挤占。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整合中亟待警惕的一大社会问题。

    最新的例证来自吉林。该省搞了一个“优秀农民工评选”，可以说是给农民工增设的一个社会荣誉方面的上升通道，令农民工也有因优秀而获得较高社会评价和实际利益的机会，同时以“优秀”为价值导向对农民工产生奋斗向上的吸引力。然而，公示的30人候选人名单中，厂长、经理就有11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各个岗位的负责人，真正标有“工人”字样的只有三人。面对质疑，当地有关官员声称“岗位负责人也是一线工人”。

    如此混淆概念，真是让人无语。照此逻辑，从农村出来的，不管是当了高官，还是办了大企业，抑或成了大教育家，都可以称之为农民，都有权利参与农民的一些利益分配。今日处在社会结构塔尖的少数群体，都可以从昔日身份中不断获利。社会管理照此运行下去，试问社会底层群体还有出头之日么？

    人生在世，必然面临着多种身份、角色、地位的转换。以何种面貌出现，当以斯时斯地为原则。昔日的面貌只有忆苦思甜、抚今追昔的感慨意味，成功人士的昔日面貌或可多了一层教育引导他人的价值，但无论如何，过去的面貌已无被现在社会确认标识的意义。把以前的陈年旧迹都涂抹上身，导致的只能是社会标识混乱，不仅有悖基本的社会常识，也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岗位负责人也是一线工人，就像说李嘉诚也是农民一样，是自欺欺人的做法，鬼都不信。

    然而，在一些社会荣誉、物质奖励的评选与裁定中，一些社会中上层群体中的人士都自动地“向下兼容”，今日的社会身份、角色、地位都自动地“还原”到N年前的旧貌。如此“兼容”与“还原”的背后，奉行的其实是“赢家通吃”的法则。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上层群体，拥有各种资源配置能力，决定了他们能够轻易地挤占社会底层群体的上升通道。

    应当看到，“优秀农民工评选”等等，是一种从社会身份角色入手的社会结构整合，近似于为农民工专设了一条“上升通道”。如果非农民工群体想来挤占，就会很容易被识破。但还有诸如像“道德”、“先进”、“模范”之类的评选，则是直接以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入手来进行隐性的社会整合，促使价值观念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共识和行为遵从。由于“身份角色”的退隐，“赢家通吃”的现象也就更容易发生，也具有不易被人察觉的迷惑性。

    事实上，尽管“道德”、“先进”、“模范”之类的社会整合，着眼的是社会价值观念，但不同的角色身份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期望，也就决定了一些有较高价值期望的人士应当远离这样的评选，比如党员，比如干部。他们不同于普通公民，就在于他们是“先进分子”，在道德等方面的修养和要求比普通群众要高。让他们同台“竞技”有失公平，按一个标准选出来，反而是一种价值的降格。如果硬强调在“公民”这个层面上参选，那么对党员干部等的评选标准，就应当比普通群众的标准要高要严格。如此方能令全体公民信从，以为榜样，而不是认为党员干部挤占了普通群众的上升通道，分享了普通群众的社会至高荣誉。

    要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整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增加社会底层群体的上升通道，真正实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理念，同时打通不同行业、领域、阶层之间的横向通道，最终实现向上流动、横向流动的充分自由。今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一项调查显示，58.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如果上升通道不充分，有限的还经常被挤占，其结果就必然使底层群体淤积、固化，社会结构走向严重畸形。

    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建议恢复“八级工制”，让农民工向中产阶层跃升。这是社会整合中富有远见的举措。这样的举措多些再多些，让每一类群体都有上升的通道，都有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稳定与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