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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成了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
6月8日，这座城市迎来了国务院正式批复卢湾、黄浦两区撤二并一的方案。从此，拥有中共一大会址这一红色狂飙起点的卢湾区消失了，并入拥有外滩、城隍庙、黄浦江等一系列老上海标志，且已经“吃”掉过一个南市区的黄浦区。
卢湾、黄浦二区撤并消息仅仅过了一天，静安区的官员们在忐忑中等来另外一纸国务院通知——国务院调查组关于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因为那场邪火，让58条无辜的生命、58个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有了同一个忌日。而今，54名事故责任人被“严肃处理”，包括静安区的诸多官员，其中还有26名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责。这是一份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调查才得出的结论，可见调查者的谨慎与再三斟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与被责成要向国务院“深刻检查”的市长韩正的一番话。
俞正声说，他“心痛不止，内疚不已”，并称自己“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腐败行为有失察、失职之责”。韩正则将那场大火称为“我们这座城市永远的伤痛”，他的检讨很具体，“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建筑市场的法律法规和地方制订的规章，有工作不力之责；在建筑市场方面存在虚假招投标、违法分包、围标、串标等现象，有失察之责；在政府机关和公务员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有管理不严、治政不严之责”。
然而，负有对各种伤痛“失察”之责的，绝不仅仅只是俞正声和韩正。
在浙江，杭州等城市的市民正在抢购瓶装水——尽管这几天不断有人放风说瓶装水放久了有“被塑化剂”的风险（已被证实此说为子虚乌有，没有科学根据），但相比起被缓慢“塑化”的莫须有风险而言，还是饮用水源遭到污染更迫在眉睫——在浙江建德境内高速公路上，一辆槽罐车泄漏事故造成新安江水质受苯酚污染，影响下游杭州地区数百万人用水安全。
媒体迅速展开分析，有抱怨民众容易恐慌、心理脆弱的，也有批评危险品运输防范有短板的。
像危险品运输事故，光是在江浙沪这个长三角地区，就不知出现过多少起了。就在建德事故之前的一个多月，今年4月26日，浙江丽水松阳县一辆载有15吨液氮的槽罐车因事故发生泄漏，翻在农田里。这导致面积达3000多平米的农田里到处弥漫1米多高的白色浓雾，局部农田温度低达零下200多摄氏度，导致4人被冻遇难，附近村庄200多人被疏散。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危险品要在人烟稠密、水网纵横的地区上路？这就引出了一年前发生在南京街头的那则事故，一化工厂爆燃，公交车炸毁，还导致13人死亡。原来，在长三角的江河边，有林立的化工厂，它们都仰仗着这些槽罐车才能吃饱喝足，获取GDP。
多起不该发生的化工品泄燃事件和化工灾难，让人不禁想问上一句：在人烟稠密的城区盲目发展化工业，是否算失策之举？在各地争相以化工为支柱产业之际，谁来拯救坐在化工火药桶上的城市？
然而，没有人能站出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更遑论自承“失察”、“失职”了。仿佛总是要把伤痛拖到“晚期”、拖到“恶化”，才恍然醒悟。这个时候，伤痛就不得不定格为“永远”了，很多经济损失、特别是生命损失，却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究竟我们还能不能避免把伤痛拖到“永远”，能不能少点亡羊补牢，多些未雨绸缪？
去年南京市政府曾承诺筹建“7·28”爆燃纪念馆，大约是因为意见分歧，至今这个纪念馆也未再见诸报道。而因“7·28”爆燃事故眼噙热泪的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眼泪也几乎算白流了。
在国内，为一个明显的“人祸”而建立专门的纪念馆，显然还十分罕见。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但那前提必须是正视和牢记灾难。鲁迅当年痛楚地剖析国民性，抨击中国人的一个巨大弱点是健忘症。
千万不能让中国百姓受了难，却没了“历史性的进步”，这才更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