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业遭遇天花板

    电视业的衰退不可阻挡，会逐步被年轻人所抛弃，中国电视业的改革更是严重滞后。

    刘春，资深电视媒体人，曾任央视《新闻调查》执行制片人，后任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曾创办《凤凰大视野》、《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一虎一席谈》等栏目。针对其离职原因、凤凰卫视优势、中国电视业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京华周刊》与刘春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对话。

    “凤凰对我挑战越来越小”

    京华周刊：你为什么要离开凤凰卫视？

    刘春：我离开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我在凤凰已经待了十年，而且做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执行台长，做了很多年，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的挑战越来越小，自我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也越来越弱，因为待的时间太长了，什么东西都看的很明白，再这样待下去，我基本把我的未来都看的清清楚楚。当初离开央视，也是因为创新少了，没什么挑战。

    第二个是新媒体的作用和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新媒体经过几轮浪潮，从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再到现在的这轮浪潮。这轮浪潮，我认为有三个代表性领域：一个是电子商务，一个是社交网络，还有就是视频网络。视频网络是我进入新媒体的最好的门槛，因为我本身是电视人。我在很多场合说过，电视台要走向末路，但是电视人会获得新生，因为电视人是内容的生产商、提供商。

    第三是因为我今年44岁，从人生的创业和未来挑战来说，几乎都是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我现在进入互联网行业，都是“老人”了，像你们年轻人要好一点。顺便说一句，我要是你，我就会经常跳槽，跳槽会丰富自己的阅历、丰富自己的生活，当然也能提升自己的价值。

    京华周刊：你对纪录片一直情有独钟，去搜狐后，会不会也在这方面大力发展？

    刘春：对。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校学习的也都和纪录片有关，我们正好赶上了中国纪录片的黄金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纪录片比现在发达！但是纪录片在传统媒体遇到了一个障碍，因为我国电视台的收入模式都是靠广告收入，广告就要收视率，纪录片和电视剧相比，相对小众，所以很难播出，也经常有人批判电视台。但是没办法，即使我那么热爱纪录片，我也不会播一般的纪录片，当然凤凰卫视做了一些当代历史纪录片的尝试，很多中国人感兴趣。虽然制作上不是多么精良，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进入新媒体后，这方面也是我想加强的。因为从互联网的商务理论角度出发，一些分众的、小众化的产品，占领度很高，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空间很大。我想以我的人脉、我的经验和关系，肯定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发展。

    京华周刊：在新媒体中，纪录片会不会面临在电视台所遇到的一些障碍和限制？

    刘春：在新媒体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电视台的一个时间段播出，就不能同时播其他节目，所以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必须留给很热的节目。但是新媒体是海量存储，不会占用多大空间，纪录片虽然小众，但忠诚度很高，假定有500万忠诚的观众，就可以采用分账、点击收费的模式来做。

    京华周刊：除了纪录片之外，你还有哪些计划？

    刘春：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一是想增加一些优质影像作品、优质版权作品的采购；二是在分享故事方面，策划一些行动；三是在分众产品方面做一些尝试，因为我比较擅长。也可能会加强一些原创视频的制作，但我现在还没到任，还不好说。

    “央视其实非常好”

    京华周刊：你是如何创建《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冷暖人生》等一系列优秀栏目的？

    刘春：当时凤凰卫视的栏目不是很多，我觉得很多栏目有调整的空间，我本人又在央视做了那么多年，能够看到很多问题，能感觉到哪些地方该加强，就一步步地做下来了。比如《社会能见度》基本上就是《新闻调查》的翻版，《凤凰大视野》是一个纪录片，我是做纪录片出身的，在凤凰卫视期间，也看到了一些和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核心性事件，平时也比较关注，所以就创立了这个栏目。

    京华周刊：凤凰卫视属于香港媒体，是不是比国内其他媒体受到的管制相对少一些？

    刘春：看怎么说，香港毕竟是个弹丸之地，生存必须要依托大陆，你要想在大陆生存、传播，肯定要服从必要的管理。凤凰卫视相对受到的限制少点，但有时候遇到的压力会更大。对于官方媒体来说，犯错误只会“剃头”——把“头”给换了，把老总撤了；但是对于民间媒体或海外媒体来说，犯了错误，是要“杀头”、“砍头”的，不可能说把你的老总给撤了，但是会说“你走吧”。

    京华周刊：那么，这个度是如何把握的呢？

    刘春：慢慢摸索，不断摸索。

    京华周刊：你觉得国内的电视媒体是不是比较僵化？比如央视。

    刘春：我认为大家对央视是冤枉的，央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媒体，大家只看到了它的一面。央视当然要承担很多的宣传任务，但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产品质量监督》对于双汇的报道，就是央视做的。

    大家很多在骂央视，但其实央视非常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要不怎么能拍《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优秀节目，大家在批判央视的时候，都忽略了央视贡献了中国最多的优秀电视人和影视制作人。

    “凤凰卫视的优势在于机制”

    京华周刊：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凤凰卫视的公信力、影响力要比其他电视台好的多呢？

    刘春：可能对于国内电视媒体来说，社会监督类节目比较少，而电视的竞争又主要往娱乐方面发展。所以中国的电视台就变成了“两极”——一极是执行政府声音，而媒体本来是“第四种权力”、“第三只眼睛”，完全以政府声音出来的，肯定会受到质疑；另一个就是娱乐，但全世界的电视台都往娱乐化发展，包括台湾的新闻都娱乐化了。

    京华周刊：为什么凤凰卫视能够长期坚持播放纪录片？

    刘春：凤凰卫视做纪录片有它的追求，但也有商业的考虑。因为我们在黄金时间的收视率做的有限，我们也想买优质的电视剧，但是这些电视剧价钱很贵，我们买不起，就只能自己做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栏目。因为凤凰卫视的落地受到限制，所以观众相对高端，高端的观众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就尝试做了一些纪录片栏目。也并不是说不考虑商业，只有文化，不过现在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京华周刊：凤凰卫视的收入主要靠什么？

    刘春：和天下所有的电视台一样，主要靠广告收入，中央电视台政府也不给钱，只不过会提供一些政策。但凤凰卫视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

    京华周刊：凤凰卫视和其他电视台相比，有哪些优势？

    刘春：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比较早进入国内的海外电视台，具备一定的基础；第二是来自于它的机制，它是一个公司，其他电视台还都是事业单位，一个上市公司和事业单位相比，效率肯定要高点；第三是它比较早的网罗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京华周刊：凤凰卫视是如何吸引到这些优秀人才的？

    刘春：凤凰卫视是个公司，公司肯定要挖人，给人合理的薪酬，大家就可能愿意去。这在报纸已经非常正常，但中国的电视改制比较滞后，所以电视界还比较少。当然也有人走的，比如我就离开了。

    京华周刊：凤凰卫视的薪酬、福利待遇是不是比其他电视台要好得多？

    刘春：估计是，但我不太清楚，因为在香港，每个人的薪酬是绝对保密的。

    “中国电视改革严重滞后”

    京华周刊：你觉得现在电视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春：首先，从行业上来讲，我觉得电视业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电视业的衰退不可阻挡，但它也不会死亡，肯定也会有老人喜欢。但是它的这种1.0的传播方式和传统形态，会逐步地被年轻人所抛弃，年轻人更愿意自主选择、互动地观看。

    从中国来讲，中国电视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改革严重滞后，不能和报纸、出版相比，更不能和国外的新闻集团相比。所有的电视台还都是事业单位，它不是企业，也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也没有退出机制，因此人才的流动等各方面都很难，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电视人也是比较悲哀的一代人。

    京华周刊：电视台是不是应该改制，像一个企业一样经营？

    刘春：那是必须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捆绑，电视业等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浪潮下也会有很多机会。比如日本民间电视台的老板都是报业集团，当时日本也遇到了新媒体——电视的冲击，但报业集团通过资本的方式控制了电视台。传统媒体本身财大气粗，可以创办或控股、参股新媒体，美国也是这么走的，像默多克对新媒体的投入就很大。

    京华周刊：你怎么看待重庆卫视禁播广告的这种现象？

    刘春：这是重庆卫视的选择，但从国际意义上来讲，确实有电视台的收费模式和职能的划分。国际上的电视台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靠财政支持的政府电视台，比如美国之音；一种是靠公共基金等支持的公共电视台，比如BBC、NHK，然后就是商业电视台。商业电视台又有两种：一种是以卫星的开路播出、靠广告支持免费收看的电视台，还有一种就是有线收费的电视台。

    美国的有线收费电视台也养活了很多优秀的小众化媒体，但中国就没有这种电视台。重庆卫视的事，我不好评价，但是从国际意义上来讲，电视台确实应该做多功能的划分。我认为，比如央视一套或新闻频道就应该政府拨款，传递政府声音，作为宣传工具也无可厚非，美国之音就是政府的宣传工具，政府出钱，政府就是老板。但比如央视的纪录片频道、十套等等，就不应该再由财政拨款支持，应该由公共基金支持，不能所有的电视台都参与到市场化竞争当中，所有的电视台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