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精神与中国命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清华，百年中国。

    清华与中国，在一百年前的1911年和一百年后的2011年，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契合。

    于是，基于这种历史际遇基础上的清华和中国，在精神上也达到了契合。

    一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风云变幻，一百年前的清华，正扮演了开启民智、改造时局、领衔中国的先锋作用。

    我们也可以说，清华精神与中国精神、清华传统与中国命运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

    作为一方树人之地，清华已走过百年征程。“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百岁清华，已迈出新步伐，踏上新征程，兴国强国，任重道远。

    联大精神、家国情怀与清华传统

    毫无疑问，联大精神是清华精神的重要支撑。这是一种“学脉”的延续和传承。

    对清华历史多有探究的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对西南联大有着深深的眷恋。

    徐葆耕说，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与家国情怀，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他认为，这其中最感人的两段，一是抗战中，烽烟炮火中弦歌不辍，当时三校(清华、北大、南开)合办的西南联大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文革”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奋起直追，不仅迅速抚平了十年动乱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

    在徐葆耕看来，联大精神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爱国精神与家国情怀；二是导源于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与宽容的学术精神；三是甘于清贫的为学精神。　 

    1937年抗战的爆发，中止的也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却没有中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所倡言的主旨精神。

    1937年的时局使北平已经很难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维持下去，国民政府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组建国立长沙联合大学，保证中国高等教育不因战争中断，继而因武汉失守，三校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西南联大在中国的边陲一隅开始了长达九年悲壮、曲折的历程。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西南联大某种悲壮的色彩，而这种悲壮的背后，则是一代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高度凝练。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西南联大在昆明的9年时间里，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度过的。国难当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抗战初期患眼疾，而后万里迁徙虽经英国治疗，但归国辗转任教西南联大，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失明。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联大校舍，二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后来又从土墙改为茅草房。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当梅贻琦看完最后一稿，要求梁思成在设计方案上再节省材料时，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

    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1938年，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某种程度上说，清华正是继承了西南联大这种甘于清贫、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气，才成就了今天意义上的清华。 　 

    科学与人文的联姻与断裂

    科技与人文，本是清华的两柄利剑。而这两柄利剑，在20世纪后半期，渐渐地发生了某种改变。

    某种程度上说，百年清华的进程，也是锻造科技与人文这两把利剑的进程。

    科技之剑斩断了蒙昧，使得中国从原始文明走向了农耕文明，又从农耕文明走向了现代的工业文明。而清华的科技，则为中国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

    而人文之剑，则斩断了封建专制的枷锁，让中国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苏醒过来，从而将眼光瞄准了世界，瞄准了西欧的民主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于是乎，上世纪20年代，以“辛酉级”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华学子们，纷纷远涉重洋，学取真经，他们带着清华人的那种求索与务实，将欧美先进的法律、政治与人文思想，带回了中国。

    实际上，清华的人文传统，在许多科学家那里也有诸多体现。

    王淦昌、赵九章、彭恒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在这个中国科学家群体无可争议的塔尖上，这14人拥有相同的求学背景——清华大学。

    一份名单，映射一个“科学报国”的时代。清华，则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

    多年以后，耄耋之年的王淦昌忆起他的老师，清华物理系的开创者叶企孙，那是一次令王淦昌泪如雨下的谈话，他说，“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也正是在叶企孙等人的谋划下，当年从清华物理系走出的学生，日后分布在火箭、气象、弹道、光学、地质等国家需要的各个领域，这些共和国的科学脊梁，铺就了中国科学发展规划蓝图中的底色、基石。

    百年清华人，“科学报国”的理想在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闪光。葛洲坝、小浪底、二滩、三峡，哪里有水利枢纽工程，哪里就有清华人的身影；远程运载火箭、探空火箭、载人航天工程，清华人秉持“爱国奉献”的传统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神威”系列超级计算机、中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下一代互联网核心技术，清华人引领科技不断超越历史。

    清华园孕育的一代代“红色工程师”，让中国行进于工业化的大道。

    如果说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体现的是人文救国之路，以钱学森、钱三强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体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那么，以李济、梁思成、罗哲文等为代表的清华学人，则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兼通文理的学风。

    如果将百年清华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前五十年的清华，着力于文理兼通、具有多学科储备、多文化层面的复合型精英的培养；后五十年的清华，则着力于培养科学精英、技术精英、政治精英。

    科学精英与技术型人才，确实非常适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他们又容易缺乏“形而上”的思维和纵览全局的意识。

    虽然在百年来“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清华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科技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斩断蒙昧的同时，也在给人类带来灾难。

    尤其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清华逐渐远离了人文，而偏于实用一隅。

    这种实用主义学风，对于创新缺乏和思想贫瘠的当下中国而言，是一柄双刃剑。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由此感叹：“这种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有明显的缺点，把培养人才当作流水线上的生产产品，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也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

    好在如今，清华文科的恢复与重建已经在慢慢扭转文理失衡的局面，但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等层面的提升，绝非一日之功。

    中西合璧VS古今贯通

    清华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之学统。

    作为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授课全用英文，教材为全套美式教材，公民课也是采用美国公民课本，学生之间开讨论会时使用西方的“议事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小即接受西方精神之浸淫，于清华园中形成“一小型社会，有其特具之校习风尚。”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对清华大学“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风深有体会。

    何兆武说，清华很多老师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朱自清、闻一多虽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

    “雷海宗讲中国史，但他的理论体系是脱胎于斯宾格勒，经他自己改造过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讲西洋史，他是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何兆武说，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文化史征引了圣·奥古斯丁、巴思卡尔和卢梭作为对比。

    在何兆武看来，没有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是做不到的。“有时候，反而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一贯衷心尊孔，反而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激烈反中国文化传统，他不仅反儒家而且也反道家。”

    清华的学人，在中与西、古与今的体系中游走。既矛盾又统一。吴宓就是这种典型。

    1925年初，吴宓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校长曹云祥请他出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并增聘其为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作为“哈佛三杰”的吴宓，留欧赴美，对西学有很深的研究。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之目的与宗旨上，吴宓有重大贡献。吴宓专门写了《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一文，他认为，国学院对西方文化应有深刻研究，而且，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

    可见，创办国学研究院，实乃形势发展所迫，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文化之大碰撞。

    何兆武表示，所谓的“清华学派”，严格来说，并不存在，而只是有意无意之中，几代清华学人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趣和风貌，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家国意识、大学反思与民族自省

    百年清华命运，与百年中国命运相始终。

    这种个人命运、学校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联，造成了一种家国意识、民族自省意识和国家主义精神。

    1923年夏天，“辛酉级”清华同学在芝加哥重逢，商谈组织一个爱国会社，会社的名字定为“大江会”。

    “大江会”的信仰为国家主义，闻一多以自己的文学专长，全力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与家国情怀，实质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延续。这种精神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清华的老一辈科学家诸如钱学森、钱伟长等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而一个国家的命运，又得益于精英人物的引领。

    在这一点上，前五十年的清华，做到了思想引领，后五十年的清华，做到了政治引领。

    但是在未来呢？清华该走向何方？中国该走向何方？清华还能继续引领中国吗？

    清华一向倡导科技的创新精神。尽管纵向比，中国的科技在往前走，横向比，清华的科技似亦领先于同行。但是如果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以清华为代表的中国大学之科技创新，恐怕与世界仍差一大步。

    基于这种差距，中国需要自省，清华需要自省。

    如果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那么，自省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动力。

    当一个国家和民族衰落了，要自省，而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了，更要自省。同样，当一所大学和大学精神衰落了，要自省，而当一所大学强大了，更要自省。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也许，清华大学在硬件上，大楼上前进了，但是在大师上，在思想上，却衰退了。

    “我认为大学精神的核心有两点，第一是在每件事情上对卓越的追求，第二是自由而公开的辩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近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大学校长峰会时表示。

    汉密尔顿说，牛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事务上的。

    也许，当清华和中国的大学真正具有了这种开放的氛围时，中国也就离真正的创新大国不远了。